《杜甫·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二)》

愁思胡笳夕，凄涼漢苑春。

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

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

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這首詩表達的是一種極致的感情。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乘隙逃出被安史叛軍占據的長安，投奔在鳳翔的肅宗。歷經千辛萬苦，他終于到達了帝王行幸所至地(“行在所”)，并被授予左拾遺的官職。他剛剛脫離了叛軍的淫威，一下子又得到了朝廷的任用。生活中這種巨大的轉折在心底激起的波濤，使詩人簡直不能自已。

冒死來歸，“喜達行在所”，是應該高興的時候了，可是詩人仿佛驚魂未定，舊日在長安近似俘虜的生活如歷目前：“愁思胡笳夕，凄涼漢苑春”。“凄涼”、“愁思”，那是怎樣一種度日如年的生活呵！倏而，詩人的思緒又回到了“今日”：“生還今日事”。今日值得慶幸；可是“生還”，也只有今日才敢想的啊！昨日在山間小路上逃命的情形就在眼前，那時性命就如懸在頃刻之間，誰還會想到“今日”！“間道暫時人”，正回味著昨日的艱險。詩人忽而又轉向眼前“中興”氣象的描寫：“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這兩句用的是漢光武帝劉秀重建漢室的典故。南陽，是劉秀的故鄉。劉秀把漢王朝從王莽篡政的逆境中恢復過來，不正如眼前鳳翔的景象嗎？中興有望，正使人欣喜至極。然而詩人卻“嗚咽淚沾巾”，哭起來了。這啼哭正是極致感情的體現，是激動和喜悅的淚水。從表面上看，這首詩的結構，東一句，西一句，似乎零亂而不完整；其實，藝術來源于生活，運用這種手法倒是比較適合表現生活實際的。詩人九死一生之后喜達行在所，感情是不平常的。非常的事件，引起的是非常的感情，表現形式上也就不同一般。在杜詩其他篇章中亦有這種情況。如《羌村》，詩人寫戰亂與家人離散，生死未卜，突然的會見，使詩人驚喜萬狀：“妻拏怪我在，驚定還拭淚”。本來應該“喜我在”，生應當喜，怎么反倒奇怪了呢？說“怪”，說“驚”，說流淚，正是出乎意外，喜極而悲的情狀。這首詩也是如此。所以宋人范溫《潛溪詩眼》說：“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詩人真實地表達了悲喜交集，喜極而悲的激動心情。看來參差不齊，實則錯落有致，散中見整。詩人從變化中求和諧，而有理殊趣合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