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那鑒賞
《那》是《商頌》的第一篇，同《商頌》中的其他幾篇一樣，都是殷商后代祭祀先祖的頌歌。關于其成詩年代，有兩種說法。一說認為成于商代，另一說則認為成于東周宋時。后一說以《史記》的記載最有代表性，其《宋微子世家》云：“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他的說法反映的是齊、魯、韓三家詩的觀點。而《毛詩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認為正考父只是得到殷商亡佚的十二篇頌詩，作了一番整理工作而已，后經孔子刪定為今存的五篇。漢代商詩說、宋詩說兩說并存，宋詩說占上風。其后歐陽修《詩本義》、朱熹《詩集傳》等宋學名著均取商詩說。清代有代表性的《詩經》學著作，如姚際恒《詩經通論》、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方玉潤《詩經原始》等都主商詩說，但近代今文經學家魏源、皮錫瑞、王先謙都持宋詩說。至王國維作《說商頌》，引殷墟甲骨卜辭為證，說明《商頌》非商代作品之后，宋詩說幾成定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又有一批新的成果，商詩說重新得到重視。張松如先生《商頌研究》中也是持商詩說：“細詳（《那》）詩義，似是一組祭歌的序曲，所謂《商頌》十二，以《那》為首。詩中設有專祀成湯的內容，卻描述了商時祭祀的情形和場面，大約是祭祀包括成湯在內的烈祖時的迎神曲。”
與《頌》詩中的大多數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現的是祭祀祖先時的音樂舞蹈活動，以樂舞的盛大來表示對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護佑助。鄭覲文《中國音樂史》云：“《那》祀成湯，按此為祭祀用樂之始。”先秦詩史，基本上是音樂文學史，而今天從音樂文學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說《那》具有比其他《詩經》作品更重要的意義，因為此詩不但本身就是配合樂舞的歌辭，而且其文字內容恰恰又是描寫這些樂舞情景的。詩中所敘述的作為祭祀儀式的樂舞，按照先奏鼓樂，再奏管樂，再擊磬節樂，再鐘鼓齊鳴，高唱頌歌跳起萬舞這樣的順序進行；最后，主祭者獻祭而禮成。按《禮記·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后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誥告于天地之間也。”此詩的描寫，與《禮記》的記載是相吻合的。
詩首句便用兩嗟嘆之詞，下文又有相當多的描繪樂聲的疊字詞“簡簡”、“淵淵”、“嘒嘒”、“穆穆”，加上作用類似疊字詞的其他幾個形容詞“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語言音節上也很有樂感，這當是此篇成功的關鍵。雖然它不像后世的詩歌在起承轉合的內部結構上那么講究安排照應，但是其一氣渾成的體勢，仍使它具有相當的審美價值。孫鑛說：“商尚質，然構文卻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處正如大輅。”（陳子展《詩經直解》引）他所謂的“工妙”，讀者應當從詩的整體上去理解，這樣才能正確把握其藝術性；所謂“大輅”，應是一輛完整的車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轅一軸。
六經皆史，從以詩證史的視角說，此詩是研究音樂舞蹈史的好資料。詩中出現的樂器有四種：鞉鼓、管、磐、鏞，分屬中國古代樂器八音分類法的革、竹、石、金四大類，出現的舞蹈有一種：萬舞。《詩經》各篇對鼓聲的摹仿是極其生動的，可以使讀者從中初步領略原始音樂的力度、節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伐鼓”，《小雅·鼓鐘》的“鼓鐘將將”、“鼓鐘喈喈”，《大雅·靈臺》的“鼉鼓逢逢”，《周頌·執競》的“鐘鼓喤喤”，《周頌·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簡簡”、“鞉鼓淵淵”，這些摹聲的雙音疊字詞，前一字發重音，后一字讀輕聲，通過強——弱次序體現了鼓聲的力度，又通過樂音時值的組織體現了長短的節奏。從傳世實物和考古發掘看，鼓有銅面和獸皮面兩大種類，“逢逢”、“簡簡”、“淵淵”應是對獸皮鼓聲的摹仿，“將將”、“喈喈”、“喤喤”則應是對金屬鼓聲或鐘鼓合聲的摹仿，它們形象地再現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從這一點上說，《詩經》中描繪樂聲的疊字詞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類描寫的濫觴。《那》一詩中所用之鼓為鞉鼓，據文獻記載，鞉鼓有兩種類型，一種大型的豎立設置，名為楹或立鼓；一種小型的類似今日之撥浪鼓，較晚起。《那》中之鞉鼓當為立鼓，按《釋名·釋樂器》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開始時興樂起舞。而祭祀時跳的萬舞，又見于《邶風·簡兮》、《魯頌·閟宮》。從《簡兮）的描寫中可以看出，萬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兩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執馭馬的繩索，女舞者容光煥發，手執排簫和雉鳥羽翎。筆者以為萬舞是一種具有生殖崇拜內涵的舞蹈。按“萬（萬）”與“蠆”字相通，《說文解字》釋“蠆”為毒蟲，又稱“蚳”，是一種有毒的蛙，則“萬舞”一名當關聯于蛙的崇拜。而據現代學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詩所描寫的萬舞是在鼓聲中進行的，中國西南地區出土的古代銅鼓上鑄的正是青蛙的形象，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狀或母蛙負子狀以表現生殖崇拜內涵，并且《簡兮》所描述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的萬舞形象也常見于銅鼓腰部的界格上，這些都是萬舞的原始信仰意義的明證。
詩經簡介
【詩經】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編集關于《詩經》的編集，漢代有兩種說法：①行人采詩說。《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詩經》305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和詩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時間長、地域廣，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經過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產生這樣一部詩歌總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詩說是可信的。②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詩經》大約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此時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此時孔子年僅8歲。因此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刪詩說不可信。但根據《論語》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確曾為《詩》正過樂。只不過至春秋后期新聲興起，古樂失傳，《詩三百》便只有歌詩流傳下來，成為今之所見的詩歌總集。體例分類《詩經》所錄，均為曾經入樂的歌詞。《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分為風、雅、頌三類。①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即所謂正聲雅樂。《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文人的作品。③頌。是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全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從時間上看，《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當產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當產生在西周后期至東遷時；《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當產生于春秋時期。從思想性和藝術價值上看，三頌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國風。思想內容《詩經》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其中有些詩，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記載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紂，是周部族起源、發展和立國的歷史敘事詩。有些詩，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等，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形象地揭示出奴隸主貪婪成性、不勞而獲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聲和對理想生活的向往，顯示了奴隸制崩潰時期奴隸們的覺醒。有些詩，如《小雅·何草不黃》、《豳風·東山》、《唐風·鴇羽》、《小雅·采薇》等寫征夫思家戀土和對戰爭的哀怨；《王風·君子于役》、《衛風·伯兮》等表現了思婦對征人的懷念。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時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和災難。有些詩，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畫了婦女們采集車前子的勞動過程；《豳風·七月》記敘了奴隸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小雅·無羊》反映了奴隸們的牧羊生活。還有不少詩表現了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如《秦風·兼葭》表現了男女之間如夢的追求；《鄭風·溱洧》、《邶風·靜女》表現了男女之間戲謔的歡會；《王風·采葛》表現了男女之間痛苦的相思；《衛風·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現了男女之間的相互饋贈；《鄘風·柏舟》、《鄭風·將仲子》則反映了家長的干涉和社會輿論給青年男女帶來的痛苦。另如《邶風·谷風》、《衛風·氓》還抒寫了棄婦的哀怨，憤怒譴責了男子的忘恩負義，反映了階級社會中廣大婦女的悲慘命運。藝術成就及其影響《周禮·春官·大師》云：「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詩在《毛詩序》中又作六義。其中，風、雅、頌，是指體例分類來說的；賦、比、興，是就表現手法而言。關于賦、比、興，宋代朱熹在《詩集傳》中做了比較確切的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例如《豳風·七月》、《衛風·氓》都是賦體：前者鋪敘了奴隸春耕、采桑、紡織、田獵、造酒、貯藏和準備過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勞動生活，表現了階級的對立和奴隸們的悲憤之情；后者倒敘了棄婦與氓由戀愛到結婚直至被氓遺棄的悲慘遭遇，表現了棄婦的哀怨和決絕。又如《魏風·碩鼠》、《邶風·新臺》都是比體：前者把剝削者比作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亂無恥的衛宣公比作大癩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極大的諷刺之意。另如《周南·關雎》、《魏風·伐檀》都是興體：前者以貞鳥雎鳩的「關關」叫聲起興，聯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隸們的「坎坎」伐木聲起興，聯想到奴隸主階級的不勞而獲。在《詩經》中，賦、比、興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賦而比也」，有「比而興也」，還有「興而比也」。如《衛風·氓》是賦體，但詩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又顯然是「興而比也」。另如《衛風·碩人》，用鋪陳的手法描寫莊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傳神地表現出莊姜的天生麗質，這顯然又是「賦而比也」。賦、比、興手法的成功運用，是構成《詩經》民歌濃厚風土氣息的重要原因。《詩經》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在結構上多采用重章疊句的形式加強抒情效果。每一章只變換幾個字，卻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藝術效果。在語言上多采用雙聲疊韻、疊字連綿詞來狀物、擬聲、窮貌。「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此外，《詩經》在押韻上有的句句押韻，有的隔句押韻，有的一韻到底，有的中途轉韻，現代詩歌的用韻規律在《詩經》中幾乎都已經具備了。《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由于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后世文學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漢文版《詩經》。從18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譯本。（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