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刑賞忠厚之至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原文】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chuàng)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235]之聲，歡休[236]慘戚[237]，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238]，而告之以祥刑[239]。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240]，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241]，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242]為士[243]。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zhí)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244]曰“鯀[245]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246]圮族[247]”，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248]。”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249]，刑不以刀鋸[250]。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251]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252]，亂庶遄[253]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254]。”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shù)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注釋】
[235]吁俞：吁，疑怪聲；俞，應詞也。
[236]歡休：和善。
[237]慘戚：悲哀。
[238]呂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論作刑法。
[239]祥刑：刑而謂之祥者，即刑期無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240]賞疑從與：言與賞而疑，則寧可與之。
[241]罰疑從去：言當罰而疑，則寧可去之。
[242]皋陶：亦作“皐陶”、“皋繇”或“皐繇”，上古傳說中的人物。傳說他是虞舜時的司法官，后常為獄官或獄神的代稱。
[243]士：獄官也。
[244]四岳：唐堯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諸侯。一說為一人名。
[245]鯀：傳說大禹之父。
[246]方命：逆名。
[247]圯族：猶言敗類也。
[248]不經(jīng)：不合常法。
[249]爵祿：官爵和俸祿。
[250]刀鋸：古代刑具。亦指刑罰。
[251]忠厚：指忠誠，厚道。
[252]祉：猶喜也。
[253]遄：速也。
[254]沮：止也。
【譯文】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么深愛百姓、深切替百姓擔憂，而且以君子長者的態(tài)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余，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余，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于虞、夏、商、周的歷史書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里。
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zhí)法堅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岳建議：“鯀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后，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么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岳任用鯀的建議呢？那么圣人的心意，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了。
《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zhí)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xiàn)出忠厚之意。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于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正義了。過于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正義，就變得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正義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只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只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
《詩經(jīng)》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諫，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shù)嗎？他不過是適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jù)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解析】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21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推薦梅圣俞閱卷，梅閱此文后以為有“孟軻之風”，薦于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參加了考試，他倆認為此文優(yōu)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問他，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編造出來的，歐陽修、梅圣俞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上，蘇軾所引事例出于《禮記·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只不過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
這個軼聞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zhí)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考取而故作驚人之論而已。蘇軾后來在《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些氣話雖含有遁詞的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味。
本篇題目出自《尚書·大禹謨》偽孔安國的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為了扣題，其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于當時的濫調(diào)。一個看起來似乎很枯燥的題目，作者卻說得有聲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沒有一般試卷的戰(zhàn)戰(zhàn)兢兢、揣摩諂媚討好之相。文筆酣暢，說理透辟，尤其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引用圣經(jīng)賢傳與論據(jù)緊密結(jié)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