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1949年-熱讀

1949年，對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十字路口，無論是留還是走，都意味著選擇一種新的人生走向。
　　
　　清華大學浦江清教授沒有走，因為抗戰時期拖家帶口、呼爹喊娘的遷徙之苦，猶在眼前，無法忘懷。喘息甫定，又來一次疲于奔命的逃亡經歷，怎敢想象？他在日記里寫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家庭都在這里，不愿再有遷動的狼狽情形。我在南方也無可立足，母、弟在滬（上海）、松（松江），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樣的近。假如我到臺灣或廣東，反而與母、弟失去聯絡。”
　　
　　邏輯學家金岳霖是個快樂的單身漢，不用考慮家庭，他不走的理由，同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說：“共產黨畢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還是可以接受的。”
　　
　　而國學大師梁漱溟從沒想過要離開故國。他后來回憶：“雖有人來請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論國共兩黨勝負如何，我作為一個生于斯、長于斯，并自問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出過力的炎黃子孫，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哲學家馮友蘭也沒有走，他在危難之時接掌清華大學教授會，肩負起“護校”的重任。他說：“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于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而且，他還勸告身邊的人：“不管哪一個黨執政，只要能把中國領導好就擁護。”
　　
　　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最終也留在了大陸，因為他對舊政權已經徹底絕望。對于一個腐敗的黨，一個無能的政權，有什么理由繼續跟著它呢？
　　
　　陳寅恪被“搶救”到南京后，終究也沒走。他覺得自己與政治絕緣，只要能避開戰火即可。陳寅恪體弱多病，雙目不明，友人陳序經為嶺南大學校長，欲聘他去教書。他也就沒有踏上去臺灣的船板。
　　
　　對于錢鐘書與楊絳夫婦而言，牛津大學、香港大學都來函高薪聘請他們，但他們依然留了下來。后來，有人問楊絳夫婦為什么不出國，楊絳說：“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逃跑，只是不愿離開父母之邦。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愿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文化，愛祖國文字，愛祖國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愿做外國人。”
　　
　　盡管知識分子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的心態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抉擇，不僅關乎個體生命的存亡，更關系到民族文化的存廢。無疑，他們的留下，意味著中國文化的薪火相傳，弦歌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