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及其推想-視野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于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于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愿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這條定律，可以更貼切地解釋一些歷史現象。
明代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陜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后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東西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愿和財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對象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干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幾個方向的推想。其中之一，就是“匪變官”：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中寫道：
“廣漢位居川陜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后，時通時阻，1917年以后，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后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等于自絕財源，于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匪頭們鑒于普遍造成無人耕田和人口減少的現象，會斷了他們以后的飯碗，于是也興起一套‘新辦法’，用抽保險費來代替普遍搶劫。即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干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只，月繳五角；養豬一只，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地主運租谷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但是他們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錢財越多越好，人槍也是越多越好。這種分鄉分片自收保險費的辦法，總對他們有了限制，他們當然不能滿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險費的地區，仍有搶劫事件發生。地方首人（當然是袍哥大爺）去報知大匪頭，匪頭只推說某些兄弟伙不聽話，答應清查。有時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殺掉）幾個做個樣子，以表示他們的‘信用’。”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5%-10%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的性質頗難確定。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并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從功能看，土匪收費之后，承擔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有時還殺幾個違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這筆錢又有點公共稅收的意思。
當然，本地狼驅趕外地狼，保護自己的地盤和羊群，并不意味著他們變成了羊群雇傭的狗。但是，狼與狗確實是近親，往往不易分辨。
譬如李自成。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義”時期，一路燒殺搶掠。《明史紀事本末》說：“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后來，連打了幾個大勝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意味天下莫與爭，”覺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盤。于是行為大變。“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李自成到底是流賊頭目呢，還是仁義之師的領袖呢？這個問題不好答。事實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團的好領導。作為暴力集團頭子，李自成始終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賊燒殺搶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進城后秋毫無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長期法酬的最大化。
第二推想與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即“官變匪”：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軍，召開整軍會議，確立了各派系軍隊“就防劃餉”的防區制。用大軍閥劉文輝的說法：“當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戰十六年，大多為此。”
劉文輝用了“獨立王國”一詞。當時四川的局面頗像戰國時代，六七個暴力集團的首領在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群雄爭霸。每個軍閥都有權在自己的防區內設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賦稅，不經該防區的軍閥認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過，由于爭奪激烈，防區主人頻繁變換，穩定程度比不上獨立王國，也比不上諸侯領地，倒有些像黑幫地盤。
劉文輝說，他“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有一個時期，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軍閥陳光藻說：“軍費一般是靠征收田賦，正稅不足，便行預征，有一年預征了五六年糧賦。到1935年（民國24年）時，有些地方預征田賦已到民國一百多年。除了預征田賦就是普種鴉片，征收煙款，便設煙館，抽收紅燈捐。各軍防區還設立水陸關卡，征收過道捐稅。”
除了預征之外，竭澤而漁的具體辦法還有田賦附加。據1934年對四川15個縣的調查，田賦附加稅有學費、縣志、被服、備丁等26種名目，附加稅額之沉重，到防區制末期，竟有達正供數十倍者。
這些軍閥的行為與土匪有什么區別呢？與同時同地的土匪比較，軍閥的搜刮似乎更加兇惡。土匪畢竟沒有“預征”，也沒有“附加”，惟恐竭澤而漁，斷了日后的財路。而軍閥恰恰追求“竭澤而漁”。這不是道德和名分問題，而是利害的施報問題。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蛋的政策，惡果未必由自己承擔，眼下還可以壯大力量。實施養雞生蛋的政策，將來未必吃得上蛋，雞也可能讓人家搶去吃了，眼下的營養不良又可能迅速導致潰敗。在這種格局中，竭澤而漁——標準的流寇行徑——便是最有利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