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公安派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公安派

明后期萬歷(1573—1620)年間的一個文學流派。以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為首。因“三袁”均乃公安人(今屬湖北公安)而得名。

明中后期，城市商品經濟日益發展，市民階層不斷擴大，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尖銳沖突，也沖擊威脅著傳統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在理論思想界，出現了反叛傳統，追求個性自由解放的新思潮，高標“性靈”、“童心”、“真情”與背棄壓抑人情人性的“學問”之“理”相抗衡，令天下人耳目一新。感應著時代的心音，深受李贄“童心說”影響的公安派領袖，用歷史發展觀點看待文學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等一系列文學理論主張，抨擊前后七子摹擬因襲的復古文風，繼唐宋派之后，徹底摧垮了綿延百年的擬古思潮。對明代文壇的統治。

公安派的理論主張散見于袁宗道《白蘇齋類稿》，宏道《袁中朗文集》，中道《珂雪齋集》等文集之中。首先，他們以自然之“趣”、“韻”為審美理想與前后七子標榜的“學問”、“理”、“法”，針鋒相對，認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充分肯定獨立自然的人類天性，體現出鮮明的個性解放色彩與新的美學追求。

其次，在具有反叛意味的審美理想指導下，三袁以“勢”為哲學依據，揭示出一系列文學內在規律，使對文學現象、文學流派的評價、分析更為全面透辟。所謂“勢”，即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向，他們認為： “古之不能為今者也， 勢也，”“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因此文學之法“因時而定”， “無定法可依”，關鍵在于知時， 知變， 知勢。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不知有時，安知有文”。較之唐宋派對前后七子擬古之風的批判，三袁從根本上點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理論的荒謬。此外，從文學發展觀出發，評價宋詩，既肯定其“物無所不收，法無所不有，情無所不暢，境無所不取”， “有若江河”的磅礴氣派，與開創性意義，又指出其以文為詩， 流為理學歌訣、偈誦的流弊。評價客觀而公允。

公安派的理論貢獻，不僅體現在對前后七子的直接批判和文學現象的評價中，而且見之于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審美理想支配的具體文學主張的正面闡述上。公安派創作論的核心即“性靈說”。認為創作即“性靈”的表現，無所拘束的發抒。 “佳處自不必言，疵處亦多本色獨造”，充分肯定了文學對自然人性的表現。由于個人“性靈”不同，且“情隨境變”，所以他們認為只有“信口而出，信口而談”， “不依傍半個古人”，“字逐情變”，方是真情，方為獨創，方能創制“頂天立地”的感人之作。為了追求這自然“趣”、“韻”，公安派主張為文師法蘇東坡，為詩師法白樂天，同時注重對民間非規范文化的吸收，在創作上，則以大量清新輕俊的作品，呼應其審美理論，體現其審美理想。 自是，詩文由向來之滯重，一變而為輕巧，脫落粉飾而見出本色，擬古派由此頓挫式微。

當然，由于時代局限，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還沒能給人的個性心靈豐富多彩的發展提供紛紜多變的現實生活條件，所以現實生活仍是單調的，心靈仍是狹窄的，精神也仍是不自由的，所以審美理論與審美理想的統一也只能停留在淺表的層次上。這體現為，在公安派“若哭若罵”但恐不達，一反溫柔敦厚的清新輕俊之作之外，也不乏流于立意狹窄，往恣戲謔的空疏淺薄之文。但從總體上看，公安派不僅契合了明中后期思想解放的脈搏，沉重打擊了前后七子的擬古文風，而且以其審美理想，審美理論的統一，影響著后世的文學批評與創作，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