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兄弟改革

公元前二世紀后半期以農(nóng)民土地為中心內(nèi)容的改革運動，是羅馬統(tǒng)治者內(nèi)部較有遠見的政治人物試圖通過解決農(nóng)民的土地問題，來緩和自由民內(nèi)部之間的矛盾，維護和擴大羅馬城邦的社會基礎，保證羅馬的兵源，以鞏固羅馬霸國統(tǒng)治的改革運動，因運動是在格拉古兄弟領(lǐng)導下進行的，故史稱“格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二世紀以來，隨著羅馬在地中海霸權(quán)的確立，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fā)展起來。小農(nóng)經(jīng)濟由于兵燹人禍和奴隸制莊園的競爭和排擠，紛紛破產(chǎn)。小農(nóng)經(jīng)濟日益瓦解必然會動搖兵農(nóng)合一的公民兵制，使面臨奴隸起義威脅的奴隸主統(tǒng)治階級的一些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陷于貧困深淵的廣大小土地所有者對奴隸主貴族依財仗勢兼并土地日益不滿，在奴隸起義浪潮的推動下，要求土地的呼聲異常強烈。同時，新興的商業(yè)高利貸貴族——騎士階層也因政權(quán)問題反對元老貴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fā)生了格拉古兄弟改革。

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門貴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沿著羅馬貴族的傳統(tǒng)仕途，從神職、軍職而后步入政界。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132)由于作戰(zhàn)有功和主張土地改革而在平民中獲得聲望。公元前133年，提比略當選為保民官后，他參照李錫尼和綏克斯圖的舊法，提出土地法案。法案規(guī)定：任何人占有土地不得超過五百猶格，有子嗣者，其長子、次子可各占有二百五十猶格，即每戶占有公地總數(shù)不得超過一千猶格；超占土地以償付地產(chǎn)為條件收歸國有，劃分每塊為三十猶格的土地，分給無地農(nóng)民世襲使用，但不能出賣與轉(zhuǎn)讓。為執(zhí)行這個法案，提比略建議由人民會議中選出3人，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處理土地收回和分配的一切事宜。為了爭取法案的通過，提比略在部落會議上發(fā)表了富有鼓動性的演說：“漫游在意大利的野獸，個人還有洞穴藏身；但是為意大利奮身作戰(zhàn)，不惜一死的人，卻除空虛陽光而外，一無所有。”提比略的土地法案侵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了以元老院為首的貴族地主及其保守勢力的仇視和反對，他們造謠中傷提比略，甚至采用收買的手段，唆使另一個保民官對提比略法案行使否決權(quán)。但在平民的支持下，提比略的法案終獲通過。提比略本人、其弟蓋約和他的岳父被選入土地委員會。但是，由于反對派從中作梗和土地分配本身的復雜，三人委員會的工作進展很緩慢。提比略為推行其法案，決定競選連任下一年度保民官。元老貴族以此誣蔑他想當國王，進而發(fā)動進攻。進行選舉時，元老貴族及其支持者襲擊人民會議，大打出手，提比略及其三百名擁護者慘遭殺害，尸體被拋入第伯河。但是，斗爭開沒有就此停息。

公元前123年，提比略的弟弟蓋約·格拉古(公元前153－前121)當選為保民官。蓋約以他的非凡才能，剛毅果敢的風度，繼承哥哥未盡的事業(yè)。他鑒于提比略失敗的教訓，為取得更多的支持者和孤立反對派，在恢復提比略土地法案的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其他立法活動，諸如糧食法、審判法、軍事法、筑路法、亞細亞行省法等。這些措施不僅博得了貧民的贊賞和擁護，打擊了元老貴族，滿足了騎士階層的要求，提高了蓋約在平民和騎士中的地位和聲望，而且促進羅馬民主運動的發(fā)展。為了更好地解決土地問題，蓋約計劃在迦太基設置移民區(qū)，移民六千人。公元前122年，在平民的支持下，蓋約又當選為保民官。為了擴大支持者，他提出給意大利某些“同盟者”公民權(quán)的法案。但是這項法案不但遭到元老貴族的反對，同時也不被騎士和平民所接受。因為騎士惟恐意大利人與他們競爭，城市市民不愿讓意大利人分享他們的特權(quán)。蓋約因此失去一些擁護者。因此，在競選下一年保民官時，蓋約落選了。早對改革派懷有仇恨的元老貴族及其追隨者，乘機攻擊蓋約。在討論廢止蓋約提出的在迦太基設置移民區(qū)的公民會議上，兩派發(fā)生了激烈的斗爭，蓋約及其擁護者占領(lǐng)了阿芬丁山，作抵抗準備。反對派糾集武裝暴徒，重演了公元前123年的暴行，蓋約在敵兵追近時，不甘屈服于敵人，命令隨從奴隸把自己殺死，其余三千多人慘遭殺害。格拉古兄弟終于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當時羅馬正處在奴隸制發(fā)展時期，以元老院為首的奴隸主貴族及保守勢力還比較強大；而就改革者的終極目的來說，是為了強固羅馬的奴隸制統(tǒng)治。這就使得改革必然局限在奴隸主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范圍內(nèi)，因此，這就決定了改革的不徹底性，斗爭自然不能堅決。但是，格拉古兄弟作為奴隸主階級中較有遠見的政治改革家所從事的改革事業(yè)是可歌可泣的。他們的改革在羅馬社會發(fā)展上產(chǎn)生過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