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

《后漢書》

《后漢書》是繼班固《漢書》而作，由南北朝時期的宋宣城太守范曄等人所撰，所以又稱《續(xù)漢書》。

范曄（398—445），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人。曾為宋武帝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后升遷至尚書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年）王妃去世，他在深夜以飲酒、聽挽歌為樂，從而觸怒劉義康，被貶職為宣城太守，從此郁郁不得志，遂專心撰寫《后漢書》。后又陷入劉義康與宋文帝劉義隆的權力之爭，于元嘉二十二年以謀反罪被殺。

司馬彪（？—306），字紹統(tǒng)，溫縣人。是《后漢書》的另一作者。晉宗室高陽王司馬睦長子，少時篤學不倦，但因行為不端，喜好女色，被其父斥責，失去了繼承王位的資格。從此不事交往而專心著述，撰寫了《后漢書》志的部分。

范曄所撰寫的《后漢書》現(xiàn)僅存十紀、八十列傳，十志沒有完成范曄便被殺去世了。八志三十卷由梁代劉昭繼晉司馬彪《續(xù)漢書》補入，與范曄《后漢書》合為一書，共一百二十卷，即現(xiàn)在的通行本，包括本紀十篇、列傳八十篇、志八篇三十卷。由于《后漢書》的文章是“正史”中有數(shù)的佳作，所以后人常把它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列，稱為漢之“四史”，被奉為史學的正宗。范曄也與司馬遷、班固并稱。

一、《后漢書》的特點

體例上，《后漢書》紀、傳的編次與《漢書》有所不同，紀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紀》，相當于《漢書》的《外戚傳》，皇后由傳改為了紀。傳在《史記》、《漢書》已有的《循吏》、《酷吏》、《儒林》、《四夷》四傳之外，新創(chuàng)立了七篇類傳，包括《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這都是根據(jù)東漢社會的實際情況和思想風尚設置的。范曄創(chuàng)造性設置的這些類傳，事實證明是成功的，大多為后世紀傳體史書所效法。

敘事上，范曄不以時代先后編次，而是采取以類相從的方法，這是非常適合史學的體式。同時，范曄還運用獨創(chuàng)的一些類傳，將同類人物納入一編，如專記婦女事跡的《列女傳》，選擇“才行”優(yōu)秀的各個類型的婦女，為她們寫傳記。蔡文姬收入了《列女傳》，后來的部分史學家認為蔡文姬違背了從一而終的婦德，改過嫁，不應收入《列女傳》，從中可以看出范曄獨到的史學觀。后世的一些史書把《列女傳》改為《烈女傳》，變成了褒揚“三綱五常”的貞婦烈女的碑文，史學見識遠不及范曄。另外，其他人的傳也像《列女傳》一樣以類相從，而不是以年代先后編入。如后漢初期的王充、后漢末年的王符和仲長統(tǒng)，盡管他們不是同時代人，但是因為都擅長著述，并且不重功名利祿，所以三人列為同傳。又如，張純與鄭康成都以經(jīng)學見長，雖然不是同時代，但也將他們合為一傳。再如，《卓茂傳》歷敘拒絕與王莽合作的孔休等五人。《束歷傳》中，附敘一同諫廢太子的劉瑋、薛皓等十七人，這些人雖然不能各自立傳，可是事跡又足以令后人效法，為不埋沒他們的姓名，于是為一人立傳，而其他人則用“類敘法”，附見于一人傳內(nèi)。這種言簡意賅的敘事方法，非常值得后世借鑒。

二、《后漢書》的局限

《后漢書》在“本紀”之外，又創(chuàng)立“皇后紀”，敘述臨朝稱制的皇后的同時，又敘述其他各后，被歷史學家們譏諷為贅設。在部分篇章，如《風俗通》、《抱樸子》中，范曄竟把許多詭異無稽的傳說列于傳中，給人以稗史、小說的感覺，完全偏離了信史。另外，各種贊辭，過于瑰麗纖巧，有失史體。

范曄對黃巾軍農(nóng)民起義也不像司馬遷那樣持贊賞的態(tài)度，而是予以了貶抑，如未對張角兄弟立傳，而是附在了皇甫嵩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