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書
康有為大同思想的一部代表作。開始寫作于1884年，1885年撰寫《人類公理》一書(即《大同書》的初稿)，1901－1902年基本上完成了撰寫工作。從開始寫作到最后發表，經歷很長一段時間，到1913年，把其中甲、乙兩部在《不忍雜志》上發表，1919年印成單行本，全文到193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康有為“秘不以示人”的《大同書》，是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產物。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資產階級改良派為了救亡圖存，主張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疆土而延國命”，對內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這些主張和要求，需要在理論上回答，這就是《大同書》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根源。它產生的直接原因，是避中法戰爭之兵禍。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1884年)，法兵震羊城，吾避兵西樵，……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大同書》頭二部刊布時的親筆題詞)。
《大同書》共分為十部，除甲部“入世界觀眾苦”之外，其余九部即“去九界”。“去九界”，就是：一去國界，消滅國家；二去級界，消滅等級；三去種界，同化人類；四去形界，解放婦女；五去家界，消滅家庭；六去產界，消滅私有制；七去亂界，取消各級行政區劃，按經緯度分度自治，八去類界，眾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極樂。《大同書》的中心思想，是從“人有不忍之心”出發，論述如何通過“去九界”，以實現人類最高的社會理想，即大同世界。
《大同書》在哲學思想上提出“元氣”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源。他說：“浩浩元氣，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質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質也；雖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氣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無以異也。”他所說的“元氣”，是指的“魂質”，天是一種“魂質”，人也是一種“魂質”。所謂“魂質”，即精神本體。同時又把“元氣”稱為“神氣”，“神者有知之電也，光電能無所不傳，神氣能無所不感。”指出“神者知氣也，魂知也，精爽也，靈明也，明德也，數者異名而同實。”這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大同書》還提出“其歐人所謂以太耶?其古所謂不忍之心耶?”認為“不忍之心”，人人有之，這是大同思想的理論基礎。只有發揮“不忍之心”，人人相親，人人相愛，就能“求其不苦而至樂”，達到大同世界。
《大同書》從“人有不忍之心”思想出發，詳細地敘述了人類的種種苦難，并歷數了人生之苦，天災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無非憂患苦惱者矣。”并指出人生所以有種種苦難，就是因為存在著“九界”。在他看來，“皆人道之苦，而羽毛鱗介之苦狀不及論也，然一覽生哀，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認為生之“九界”，“投其網羅，疾苦死多”，只有破除“九界”，才能浩然自在，悠然至樂，進入大同世界。
“去九界”首先是“去國界”。它認為諸國并立，強弱相并，大小相爭，各謀私利，人民不得安寧。“有國，則爭地爭城而調民為兵也，一戰而死者千萬”。指出有國必有害，強調去國害必先“破國界”。“除破國界外，更無救民之義矣”。“去國界”就應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統一于公政府。公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公民公舉議員及行政官，而人民享有高度民主和自由。《大同書》還提出“去級界”。認為人類之苦，民族不平等，是因為有階級，階級是“不平之法，不獨反于天之公理，實有害于人之發達”。但又認為中國無階級，經秦漢滅后，貴族掃盡，人人平等，皆為齊民，并把中國所謂無階級的“功勞”歸于孔子。《大同書》也強調“去產界”，指出社會“貧富不等”，“貴賤之分”的現象，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在揭露私有制的弊病同時，還贊揚公有制的優越性。說“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無以加此矣。”并主張“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后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社會財富不是私人占有，而是大家共同所有，天下為公。《大同書》最重要的是“去家界”。指出“故家者，據亂世、升平世之要，而太平世最妨害之物也。”認為據亂世有家還是必要的，“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礙相隔之大害”，欲致其道，除“去家界”，別無他圖。還指出“去家界”又應從“去形界”開始，認為壓制婦女，不得自由，這是損人權，輕天民，悖公理，失公益，同時批判男子為人道之君，女子為人道之臣的思想。《大同書》還提出“去種界”、“去亂界”和《去類界》等思想。
《大同書》設計了一個美好的社會藍圖，概括地勾畫出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極樂世界。這種美好的理想，又遠離當時社會生活，沒有實現的客觀基礎，是一種脫離實際，主觀主義的空想。毛澤東指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毛澤東選集》第1360頁)這個評價是完全正確的。
《大同書》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最早專門探討人類社會遠景問題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我們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部有價值的史料。它全面地闡述了大同思想，并把大同思想和“三世說”結合起來，肯定社會歷史是不斷進化的，這是他在哲學思想上的主要貢獻。《大同書》在當時有著重要影響，梁啟超把它比作“大地震”，說明它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