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文觀止》的選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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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古文觀止》的選文標準

王忠

一

《古文觀止》選者吳乘權(quán)，字楚材，山陰人。其侄調(diào)侯亦參與其事。書成于康熙三十四年春。卷首有吳興祚序。略云：

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yè)。尤好讀經(jīng)史，于尋常講誦之外別有會心。與徒孫調(diào)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diào)侯奇?zhèn)ベ脙厣袣庹x，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灑灑數(shù)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于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tǒng)帥云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

從序言可以對選者有三點認識：第一，工舉業(yè)；第二，好讀經(jīng)史，以古學相砥礪；第三，才器過人，下筆灑灑數(shù)千言無懈漫。從第一、第二兩條，知選者所謂古文，所謂古學，實與舉業(yè)之時文有關(guān)，故《古文觀止》亦與呂袓謙《古文關(guān)鍵》的作用相同；從第三條，知選者即能文之士，故能“析義理于精微之蘊，辨字句于毫發(fā)之間”（序），因而所選文章多合近代文學的意念。

選文依據(jù)舊選本，選者亦不諱言。其例言云：

古文選本如林，而所選之文若出一轍，蓋較（當作教）學相傳，既為輕車熟路，欲別加選錄，雖蹊徑一新，反多捍格。故是編所登者，亦仍諸選之舊。誠如選者所直認，未能“蹊徑一新”，但既參考“諸選”，有所棄取，中間自然也有選者自己的標準了。

《古文觀止》書成時，桐城派初袓方苞正二十七歲（生于康熙七年，西歷1688年）。是時樸學日盛，理學日衰，學者爭為注疏名物之學，專務文章者甚少。方氏初亦如吳楚材精于舉業(yè)時文，與其兄百川著名東南。及壯，悔之，始力為古文。

如果我們將方氏特點與吳楚材叔侄比較，幾乎完全相同。其文學觀念相近，可能彼此影響，亦可能賢者所見略同，因為他們的時代與學養(yǎng)本來相同啊！因此，我們研究桐城派古文不能不注意《古文觀止》；研究《古文觀止》的選文標準也得檢討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論，至于《古文觀止》所盡推廣這理論的功績已經(jīng)屬于文學史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了。

二

《古文觀止》共收文二百二十二篇，其時代雖自周至明，但六朝因駢文極盛，僅收六篇；南宋古文運動已衰，卓然名家者不多；元以國祚短促，也許還因為選者正處異族統(tǒng)治之清代，斥而不取，暗寓民族意識于其中。總之，皆未收錄；與宋并立的遼、金亦未錄及。好在只是個古文的代表作選本，容許割棄一些無關(guān)重要的作品，缺幾個時代也無損本書為一個完美的選本。

書名《古文觀止》，其實并不純粹收羅古文，也羼入一部分駢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駱賓王《為徐敬業(yè)討武曌檄》、王勃《滕王閣序》、杜牧《阿房宮賦》等皆是。大概這幾篇文章都曾傳誦一時，深為選者所喜，故寧自亂體例，不肯割愛，遂得鳩占鵲巢，在這個最流行的古文選本中占一席地。而且正因為駢文數(shù)量上太少，物以稀為貴；又由于文句整齊，易于成誦，尤為讀者所深喜，當非選者始料所及吧？

以時代統(tǒng)計，周五十七篇，秦十七篇，兩漢三十篇，六朝六篇，唐四十二篇，宋五十一篇，明十八篇。合唐、宋共九十三篇，合周、秦、兩漢共一百零四篇，實為全書主干。如果再細加分析：唐、宋文中，韓愈二十四篇，柳宗元十一篇，歐陽修十三篇，蘇洵四篇，蘇軾十七篇，蘇轍三篇，曾鞏二篇，王安石四篇，共六十八篇，占三分之二以上，知又以八大家為主，尤以韓、柳、歐、蘇（軾）四家為主。周、秦、兩漢文中，《左傳》三十五篇，《國語》十一篇，《國策》十四篇，《史記》十四篇，共七十四篇，亦占三分之二以上，自然也是這一段時間中為主的幾部書了。

要解釋以上的現(xiàn)象，必須研究當時的“古文”論。

和選者相距最近的明代是個復古浪潮最高的時代，前后七子都以周、秦、兩漢文章為古文最高的標準，所謂“文必秦漢”者是。其中意見最有系統(tǒng)的要算屠隆的文論，他說：

世人談六經(jīng)者率謂六經(jīng)寫圣人之心，圣人所稱，道術(shù)醇粹深白，昭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jīng)之所貴者道術(shù)，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沖玄，《詩》之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后世文人學士纖秾佻巧之態(tài)，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周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巒峭拔，波濤層起，而姿態(tài)橫生，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jīng)而下，《左》、《國》之文，高峻嚴整，古雅藻麗。……賈、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雋古。……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莊、列之文，……亦天下之奇作矣！

同時又有推尊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一派，羅萬藻《此觀堂集》壹《韓臨之制藝序》云：

文字之規(guī)矩繩墨，自唐、宋而下，所謂抑揚開闔，起伏呼照之法，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儒設之，遂以為家。出入有度，而神氣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別為一界。

莫不針鋒相對，一取秦、漢以上，一取唐、宋以下，主張分明，無可假借。但桐城派古文的創(chuàng)立者清初方苞氏卻有了調(diào)和之論。他自己學唐、宋八大家為文之法，原應歸入唐、宋派，卻又推尊《左傳》、《史記》、《國語》，他說：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后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立一道。（《方望溪文集》貳《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

在《古文約選》序例中又說：

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

又：

義法備于《左》、《史》。

又《方望溪文集》陸《答喬介夫書》云：

《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shù)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跡而獨詳于此，則無所取。今代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后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丘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為文之意也。

顯然企圖調(diào)和明代“秦漢古文”與“唐宋古文”長期對壘的兩派。而且以唐、宋派為主，因為推尊《左》《史》而以“抑揚開闔起伏呼照”談義法，正是《此觀堂集》作者羅萬藻所謂“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儒設之”的唐、宋八大家作文之法，不過以之運用到《左傳》《史記》《國語》的分析研究罷了。這樣，第一，不以唐、宋以下為限，向上追溯源流，古文所包更廣，與唐、宋派的狹隘的自限自劃不同。第二，秦、漢文既然亦重“營度為文”之意，更接近現(xiàn)代的文學意念，與秦、漢派盲目地推崇六經(jīng)、子、史亦不同。

現(xiàn)在回過頭看《古文觀止》：第一，秦、漢文中收《左傳》《國語》《史記》最多，可與方望溪的話互相參證。第二，《史記》收《秦楚之際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而方望溪謂“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見上）。第三，《古文觀止》中不選《書經(jīng)》《易經(jīng)》與先秦諸子文。因此，我們可以說《古文觀止》的選者完全抱桐城派初期的古文觀念，幾乎像把方望溪的意見當作選文的主要的標準了。

三

桐城派的古文選集代表作并非《古文觀止》，而是另一本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這書依文章體裁分類編輯，比《古文觀止》僅依時代先后排列是一個很大的改進，因為分朝代編選只有在收集一時代重要作品，企圖看出文學演變趨向時才有用。古文選本不過選取古文中的代表作品，并不要追溯文體發(fā)展演變的痕跡，難免于時代有所畸重，因此依時代排列只是習慣的方法而已。分類編輯既便于依某種文體模仿學習，又可收比較研究之功，而且組織更嚴密，排比也整齊一些。

但《古文辭類纂》所采十二類，《古文觀止》亦應有盡有。

第一，論辯類：如韓愈《原道》《原毀》《獲麟解》《雜說一》《雜說四》《諱辯》；歐陽修《朋黨論》；蘇軾《賈誼論》《留侯論》《晁錯論》等。

第二，序跋類：如《史記》的《秦楚之際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五代史》的《伶官傳序》、《宦者傳論》等。

第三，奏議類：如晁錯《論貴粟疏》；司馬相如《上書諫獵》；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諸葛亮《前出師表》、《后出師表》等。

第四，書說類：如鄒陽《獄中上梁王書》；韓愈《上宰相書》《后十日復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等。

第五，贈序類：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楊少府序》；歐陽修《送楊寘序》等。

第六，詔令類：如武帝《求茂才異等詔》；高帝《求賢詔》；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等。

第七，傳狀類：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種樹郭槖駝傳》等。

第八，碑志類：如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柳宗元《箕子碑》；王安石《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等。

第九，雜記類：如柳宗元《鈷潭西小丘記》《小石城山記》；歐陽修《豐樂亭記》；蘇軾《超然臺記》等。

第十，箴銘類：如劉禹錫《陋室銘》；蘇軾《三槐堂銘》等。

第十一，頌贊類：如《史記》中《項羽本紀贊》《孔子世家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