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是中國共產黨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在文藝座談會上的一次報告，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的重要歷史文獻。在這個講話里，毛澤東應用唯物辯證法的哲學理論，吸取歷史上文藝美學的理論精華，總結革命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深入論述了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文藝的本質和方向、文藝批評標準、繼承與革新等根本問題，成為一個時期文藝的指導方針，對革命文藝的發展曾經起過巨大的作用。其基本精神，在今天也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但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有些問題講得過于絕對，在建國后的文藝運動中，一些人又片面地加以解釋，以致也發生過一些認識與實踐上的混亂。文藝與生活是文藝美學的基本問題，也是《講話》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毛澤東用唯物主

義的反映論考察了文藝的本源，明確指出社會生活是文藝的唯一源泉，創作應該從實際生活出發。《講話》中說：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在這段論述里，首先確定了文藝與生活是反映和被反映的的關系，社會生活是第一性的，文藝是第二性的，文藝是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其次指出了社會生活是文藝的唯一源泉，而過去的文藝作品只是“流”，不是“源”;再次指出社會生活對文藝有條件的超越性，從而得出文藝創作必須從實際生活出發的論斷。這樣就使得文藝美學上的這個古老問題，得到了系統化的理論表述，它不僅與一切唯心主義文藝觀不同，也與舊唯物論的文藝觀有著本質的區別。毛澤東運用辯證法的武器和對文藝特點的深刻理解，對生活美和藝術美進行了比較，進一步指出藝術美對生活美的有條件的超越性，指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就是說，文藝不是對生活的簡單復制，它是按照作家的審美理想，經過典型化的途徑，對實際生活的加工和再創造，因此它是最高品級的美。為了創造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講話》號召一切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深入生活實際，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證明了這條真理，對今后也仍然不失指導意義。只要承認文藝對生活的依賴關系，深入生活永遠是創作的必由之路。

為什么人的問題也是文藝的一個根本問題。基于當時的斗爭形勢和任務，毛澤東提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具體來說，就是為工人、農民、八路軍和新四軍、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這種提法對當時革命文藝的發展起過良好的作用，產生大量的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但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階級關系的變化，人民的范疇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果仍然恪守以往的對象，那顯然是不全面、不科學的，因此今天中央提出了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二為”實質是《講話》所指出的文藝服務方向的延續和發展， 也是新時期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

《講話》中還以大量的篇幅論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對文學遺產的繼承、批判和借鑒，文藝工作者世界觀的改造等問題。對這些觀點的評價，如果不離開當時的戰時歷史背景，應該說它們都具有相對的真理性，但如果用今天的高度去看，這些又都是有待發展的文藝美學理論。當然有些觀點，如把文藝批評標準分為第一、第二，所謂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提法，以及對文藝從屬于政治的過分強調，這些都出之有因，但卻過于絕對，不能盡然說明文藝批評規律，因此局限性也是明顯的。

總之，盡管《講話》中的一些觀點用之于今天的文藝實踐，需要調整其偏頗之處，但其基本思想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精辟見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