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奉正朔》隨筆

奉正朔

古時專制帝王君臨天下，不僅要求臣民絕對服從，還要求“外夷”也“奉正朔”，即根據(jù)他登基時頒布的年號和歷法過日子。明人筆記《玉堂叢話》云，常忠武王（遇春）死后，高麗國王派人來致祭，祭文沒署“洪武”年號，接待的大臣曾魯便嚴詞質(zhì)問道：“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沈德符所著《萬歷野獲編》，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謂其材料豐富，敘述可信，不久前瀏覽一過，覺得大體不虛，但補遺卷四《外夷夸誕》一條，也表現(xiàn)出和曾魯差不多的態(tài)度，原文如下：

宋世日本國僧來朝，云其國一姓相傳已千馀年，實未可信。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國入貢，其移文乃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為一姓與否，亦難詰問。但如此夸誕，近于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這里提出了三點質(zhì)疑：（一）日本說天皇世代相傳已千馀年怎么可信；（二）爪哇紀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更屬荒唐；（三）這都是“外夷”對“天朝”的戲弄和侮辱，管理來朝入貢者為何不堅決拒絕，斥令返回，難道還怕得罪了外國人么？

這三點質(zhì)疑，都是站在要求“外夷”奉正朔的立場說話，以為不奉正朔的紀年便不可信，便是胡編亂造。其實世界之大，并非都是“王土”，要求普天之下的人都接受自己的“教化”，恐怕只能是一廂情愿。

日本天皇制向稱“萬世一系”，“萬世”有神話成分，“一系”卻是真實的。中國人研究日本的第一部可靠著作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列有一份“中東年表”即中日年代對照表，日本“以崇神紀元為始”，即是從漢武帝天漢四年（前九七）算起，而“宋時日本國僧來朝”，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日本留學僧來華。從公元前九七年算到公元九八四年，正好是“千馀年”。《宋史》也曾記錄這位留學僧（名字很怪，上為“大”字下面一個“周”字，下為“然”）所述歷代天皇，凡六十四世：還說宋太宗“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可見所說“一姓相傳已千馀年”，確實沒有夸張。

爪哇島上的國家，常常不止一個，在中國南北朝時即已先后“來朝”（這也是自我感覺太良好的說法），歷代史書上稱之為阇婆達、訶陵、社婆，《元史》才開始稱爪哇。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元世祖忽必烈命史弼率軍渡海征之，可是卻打了敗仗，結(jié)果是“弼自斷后，且戰(zhàn)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五千）士卒死者三千馀人……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資三之一”，給敗軍之將以懲罰收場。爪哇原來崇奉印度教——佛教，后來則信了伊斯蘭教，從來沒有奉行過中國的“正朔”。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遣使以即位諭其國，且賜以大統(tǒng)歷”。皇歷雖然送去了，那邊卻沒有接受，所以來文才自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此當是以“希吉來”（阿拉伯語“遷徙”的音譯，指穆罕默德率信徒由麥加遷徙到麥地那之年）紀元的回歷年份。因為從十四世紀起，伊斯蘭教即已由蘇門答臘和孟加拉國傳入爪哇，很快便取代了印度教和佛教的影響，直到如今尚是如此，而宣德七年已是十五世紀中葉了。

爪哇“入貢”，日本“來朝”，用他們本國的方式紀年，乃是正常之理。接受這個事實，也是起碼的外事常識。值得注意的是，既無當事之職又無發(fā)言之責的沈德符，卻表現(xiàn)得比宋太宗趙匡義和宣德朝“典屬國”還義正詞嚴，硬要斥之為夸誕和戲侮，主張驅(qū)逐來人，斷絕來往，現(xiàn)在看來，未免過分。

古時讀書人將一片忠愛之心全寄托在“圣明天子”身上，自己甘心做臣妾便認為普天下（全世界）的人都該做臣妾，越是國力孱弱如南宋和明朝時，士大夫的虛驕之氣越足，連沈德符這樣有學識的人亦未能例外。另一部明人筆記《谷山筆麈》卷三云：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于我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制四夷，皆為臣妾（請注意，稱呼的確是臣妾）……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

其實這時明朝對外打一仗輸一仗，國勢不僅遠弱于漢唐，便和北宋盛時亦不能相比，讀書人卻還要為“外夷”不奉正朔而氣憤填膺，又沒有跨海征東的本領，只能在嘴巴上頭打打勝仗，罵罵奴婢臣妾解氣，這倒真可說是夸誕和戲侮，不過戲侮的只能是夸誕（盲目）要求別人“奉正朔”的自己罷了。

（二零零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