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起、錢珝詩考辨

錢起、錢珝詩考辨

錢起，大歷十才子之一，有詩名，詩集十卷，傳于今，稱《錢考功集》。《全唐詩》據之共錄錢起詩五百三十一首。
但是，詳考錢起集流傳原委，就不難發現問題。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錢起詩一卷”，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錢起集，均作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錢起集，作二卷。北宋鮑欽止于《夷白堂小集》中記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為八卷。”北宋蔡居厚《詩史》也說：“唐太清宮使、翰林學士錢起，多作佳篇，人收起詩，不過百首，有錢蒙仲得《江行無題》一百絕，皆人家藏本所無。”至南宋時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才著錄《錢考功集》十卷，又言蜀本作十三卷，《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
由此可見，就在有宋一代，錢起詩便由一卷逐漸增至十卷，甚至多達十三卷。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指出：“《提要》謂后人分二卷為十卷，未必然也。”說得很對。隨著卷數的增多，詩篇數也必然增多。這固然可以裒集到不少錢起的遺詩，然而隨之也就羼入了一些他人的作品(錢起集和他人集重出的詩，有趙起、王維、崔峒、盧綸、劉長卿等)，其中最突出的，數量最多的，便是錢起的曾孫、晚唐詩人錢珝的詩篇。
最早指出錢起集中混入錢珝詩的，便是元祐進士鮑欽止慎由。“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語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他僅僅提出了疑問，卻并沒有拿出象樣的證據來。隨之，葛立方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見解，《韻語陽秋》卷二云：
余初未知其(指鮑欽止)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云霄能自致，空驚鹓鷺忽相隨。臘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晴雪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鹓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珝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至明代，胡震亨對此有詳明的考辯。《唐音癸簽》卷三十二云：
“錢氏家集之誤，則宋錢蒙仲已先為之淆矣。”
“錢珝，起之曾孫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考功郎。珝官歷中書舍人，掌綸誥，后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絕句百首，正赴撫時涂中所作也。珝有他文，載《英華》中云：‘夏六月獲譴佐郡，秋八月自襄陽浮舟而下。’今其詩有‘潤色非東南，官曹更建章’;‘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峴山回首望，如別故鄉人’;及‘好日當秋半，九日自佳節’等句。其官，其謫地，其經涂，其時日，無勿與珝合者，起無是也。后人重起名，借篇貽厥，為起公增美耳。宋鮑欽止嘗疑起集有珝詩雜入，葛立方亦疑集中《同程九早入中書》、《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二律非起作。吾謂雪晴早朝聲調還應屬起，至早入中書一篇，起未為此官，與江行百首，并當歸珝為是。”
《唐音統簽》亦有同樣的記載，文字略有異同，迻錄于下，供同好參考：
《江行無題一百首》，舊作錢起詩。今考詩系遷謫途中雜詠，起無謫官事，而珝自中書謫撫州，其《舟中集序》(企按：《全唐文》卷七○七載錢珝《舟中錄序》，云：‘所編聯不敢以集稱，理諸舟中，遂曰《舟中錄》。’)云：‘秋八月，從襄陽浮江而行’，詩中峴山、沔、武昌、匡廬、鄱湖、潯陽諸地，經途所歷，一一吻合，而秋半、九日，尤為左驗。其為珝詩無疑。
近人岑仲勉《唐史余瀋》卷二“錢起詩”條，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詩史》按語，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錢起考》，都對錢起詩中混入錢珝詩，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提供了確鑿的證據，作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
除了前人和近人已經指出的《江行百題》為錢珝詩以外，《錢考功集》中還有不少作品是錢珝詩。我們可以在前人的啟迪下，以科學的態度，做踏實細致的工作，采用直證、旁證的方法，對錢起、錢珝詩作一番考辨。我們不僅應該把錢珝詩甄辨出來，也應根據可靠的證據，把錢起詩確定下來，這對于整理和研究唐人詩，將是不無裨益的。
 

一 錢起集中的錢珝詩

錢珝，字文瑞，吳興人，唐著名詩人錢起的曾孫(起子徽，徽次子方義，方義子珝)。僖宗廣明元年中舉，(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乾寧六年鄭藹榜及第”，誤。一則乾寧無六年，二則錢珝于乙卯年，即乾寧二年已由尚書郎掌誥命，怎么反而在乾寧六年中舉呢?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三云：“廣明元年，鄭藹榜中舉進士錢珝。”徐松根據《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廣明元年，錢珝、楊鉅登第。”當從之。)曾先后任京兆府參軍、藍田縣尉、集賢校理、章陵令等職(見《文苑英華》卷四○○薛廷珪《授前京兆府參軍錢珝藍田尉充集賢校理，鄉貢進士崔昭緯秘書省秘書郎充集賢校理制》。錢珝任章陵令事，詳見下文。考薛廷珪掌誥命，始于大順初，則錢珝任藍田尉，即在其時。)唐昭宗乾寧二年，由宰相王搏推薦，任膳部郎中兼知制詔，后又除中書舍人。光化三年，被貶為撫州司馬。(見《文苑英華》卷四○○薛廷珪《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珝守中書舍人制》及錢珝《舟中錄序》)以后，其行蹤失載。
錢珝詩，在唐代已經流傳。所以，唐人選錄的錢珝詩，時代相近，比較可靠。見于韋縠《才調集》卷一的錢珝詩，共七首：《客舍寓懷》、《春恨三首》、《蜀國偶題》、《送王郎中》、《未展芭蕉》。計有功《唐詩紀事》錄錢珝詩也是這七首。《全唐詩》卷七百十二收錢珝詩一卷，就是根據《才調集》、《唐詩紀事》，加上胡震亨所指出的江行百絕和《同程九早入中書》，別無新的補充。
其實，錢珝詩遠不止這些。有一些詩，已經混入到《錢考功集》中去。經過稽考史料，我以為下列這些詩篇是錢珝的，應該從《錢考功集》中分離開來。
錢珝中舉后，先任京兆府參軍，這不僅有他同時代人薛廷珪的制文(見前)為據，還有他當時在京兆府衙門里寫下的詩篇《京兆府廳前甘棠樹降甘露》可以證明。考薛廷珪在昭宗大順初始掌誥命，則錢珝寫這首詩的時間，應在廣明元年中舉以后到大順初以前之間。
《錢考功集》中的《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峰道者二首》(卷三)、《赴章陵酬李卿贈別》(卷十)三首詩，是錢珝詩混入的。
岑仲勉先生《讀全唐詩札記》：“此非文宗之章陵，殆指章懷太子陵。”岑氏這句話，殆牽就《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峰道者二首》為錢起詩而言之。實際上，這三首詩里的章陵，乃是文宗李昂的園陵，絕不能指稱章懷太子陵。因為：一，章懷太子李賢死后，并沒有單獨的園陵，而是陪葬于乾陵。《舊唐書·章懷太子傳》：“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勛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勛遂閉于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于顯福門，追封賢為雍王。神龍初，追封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于乾陵。”(《新唐書·章懷太子傳》略同)，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條云：“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二，園陵的命名，從來沒有以君王或太子的廟號、謚號取名的，如太宗陵名昭陵，高宗陵名乾陵，玄宗陵名泰陵。太子陵也是如此，恭懿太子陵名佋陵，昭靖太子陵名邈陵，惠昭太子陵名寧陵;并不能稱懿德太子陵為懿陵，節閔太子陵為節陵，昭靖太子陵稱昭陵。因此，章陵專指文宗陵，章懷太子陵稱章陵者，不合典章。三，陪葬諸陵的官員稱為留守，與園陵令有別。《唐會要》卷二十一“陪陵諸陵”條云：“凡諸陵(指陪葬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同卷同條又云;“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惠文、惠宣、靖恭、恭懿、昭靖九太子陵，世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除陵戶外并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因此，文宗的章陵始立，錢起早已物化，不可能任章陵令。按《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六云：“開成五年，秋八月，葬于章陵，廟號文宗。”這與錢珝的世次相近，任章陵令的當是錢珝，上述三首詩，也是錢珝的作品。至于錢珝于何時任章陵令，不明，具體年月俟考。
《錢考功集》卷三有《裴侍郎湘川迥以青竹筒相遺因而贈之》，并不是錢起詩，這是錢珝在乾符六年寫的。
這首詩里的侍郎，是何部副長官?這個裴侍郎，大名是什么?這位裴侍郎為何到湘川去，何時回來?錢起和錢珝同時代的姓裴的侍郎，有好幾個，但與以上各個條件都不符合，只有裴瓚其人的經歷和詩題、詩意相吻合。這首詩當是答贈裴瓚的。《舊唐書·僖宗紀》云：“乾符元年七月，以禮部侍郎裴瓚為檢校左散騎常侍，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觀察使。”《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南來吳裴房”有“瓚，字公器，刑部尚書”。裴瓚于何時回京，史籍無載。《舊唐書·僖宗紀》僅僅提到“乾符五年三月，王鐸奏兗州節度使李係為統府左司馬兼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但與《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三、《新唐書·僖宗紀》的記載不同。《資治通鑒》據實錄和新紀表以為王鐸奏李係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是在乾符六年五月(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三《考異》)，今從之。乾符五、六年，黃巢起義部隊在江西、湖北一帶活動，裴瓚是文臣，所以王鐸奏請以李晟(名將)之曾孫李係代湖南觀察使職，以加強武備。裴瓚侍郎自湘川歸來后，以青竹筒遺錢珝。當時錢珝尚未中舉，正在長安應考，裴瓚竟贈以青竹筒，因而寫詩酬謝，寫出了“長跪捧嘉貺，歲寒慚所欽”這種感激不已的詩句來。詩云：“入用隨憲簡，積文不受金。體將丹鳳直，色映秋霜深。寧能假伶倫，謬為龍鳳吟。惟將翰院客，昔秘瑤華音。”這明明是講將用青竹筒貯詩文。以竹筒盛詩，始于元白。《唐語林·文學》：“白居易作杭州刺史，與錢徽、李穰以詩相寄贈，元稹到會稽，常以竹筒盛詩”。裴瓚贈青竹筒，是雅意;錢珝亦將效學乃祖風，不負前輩的一番美意。
葛立方在《韻語陽秋》里指出：“起未嘗入中書”，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胡震亨、岑仲勉兩位也很注意它。可惜，他們還都沒有全面考察《錢考功集》，僅僅指出《同程七早入中書》、《和王員外雪晴早朝》兩首為錢珝所作。今天，我們如果循此繼續深入下去，對全部錢起詩作一番考察，還能把更多的錢珝詩甄辨出來。
《同程七早入中書》當是珝作無疑，不再贅述。《和王員外雪晴早朝》，始見于《文苑英華》，《錢考功集》卷三無“王員外”三字，胡震亨以為“雪晴早朝聲調還應屬起”。既然還有異說，這里有再作考辨的必要。岑仲勉先生《唐史余瀋》卷三引黃朝英《緗素雜記》言“唐故事中書省植紫微花”為證，以為《和王員外雪晴早朝》詩“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鹓鷺行”確系錢珝所作。企按：這里的王員外，指王鉅，與錢珝同時任職于中書省，是同僚，又是好友。錢珝有《授考功員外郎王鉅駕部員外郎知制誥》(見《文苑英華》卷三百八十二、《全唐文》卷八百三十一)可證。當是王鉅先有《雪晴早朝》詩，錢珝和作，“紫微晴雪帶恩光”云云，點出這位王員外已入中書。惜乎王鉅此詩，今已不傳。同樣，《錢考功集》卷四中的《陪考功王員外城東池亭宴》，也是錢珝的作品，不過，寫作的時間要比前一首略早一點。
循著任職中書這條線索，我們更可以考知《中書王舍人輞川別業》(《錢考功集》卷七)，亦是錢珝作。這位中書王舍人是誰?就是王鉅，因為發表他當中書舍人的制文，還是錢珝寫的，《文苑英華》卷三百八十二、《全唐文》卷八百三十一載錢珝《授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王鉅守中書舍人制》。
錢珝任職中書省時，寫過一些抒情言懷、贈別應對的詩篇，如《中書遇雨》(《錢考功集》卷六)：“濟旱惟宸慮，為霖即上臺。綸閣飛絲度，龍渠激溜回。”這是即景抒懷詩，扣住中書省署和中書省職責著筆的。錢珝撰寫的《為宰相賀雨表》：“臣某等今月某日京兆府奏降雨分寸者，伏以頃屬時雨，稍愆圣慮憂軫，尋舉祀典，用禱玄功。”“臣等雖充位，力不足于為霖，空喜滂沱，敢言燮理，甫田皆潤，沴氣全銷，信可律于豐秾，更何求于符瑞。臣等無任賀圣欣躍抃舞之至。”(見《文苑英華》卷五百六十二)文意和詩意相侔，寫作時間亦相當。《錢考功集》卷四有一首《省中春暮酬嵩陽焦道士見招》詩，《全唐詩》于題下附注：“一作《中書省言懷因酬嵩陽張道士見寄》”，此題本出《文苑英華》。既云中書省言懷，當為錢珝作。又有《和范郎中宿直中書曉玩清池贈南省同僚兩垣遺補》、《見上林春雁翔青云寄楊起居李員外》，亦為錢珝作。前者描寫自己和范郎中宿直中書的情景，詩云：“青瑣留才子，春池靜禁林。自矜仙島勝，宛在掖垣深”，“蘭氣飄紅岸，文星動碧潯。鳳棲長近日，虯臥欲為霖”，“司言兼逸趣，鼓興接知音。六義驚摛藻，三臺響擲金。”中書省舍人院鄰近掖庭宮，旁有池，與詩景一致。按范郎中本為南省官，不當入宿中書。這位范郎中既然宿直中書，一定是兼知制誥，任司言之職，方能與錢珝一同直宿中書。這有先例。白居易初任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位中書舍人同宿中書省，感舊抒懷，寫了一首詩《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載《白氏長慶集》卷十九。后詩托物抒情，借著飛翔于青天的上林雁，訴說著自己對中書同僚的憶念。起居，起居舍人，中書省屬官;員外，當是兼知制誥。詩云：“顧影憐青籞，傳聲入紫微，夜陪池鷺宿，朝出苑花飛。寧憶寒鄉侶?鸞凰一見稀。”這當然也是錢珝的作品。
《禁闈玩雪寄薛左丞》(《錢考功集》卷六)中的薛左丞，是薛廷珪，錢珝的好友。《舊唐書·文苑傳·薛廷珪傳》：“光化中，復為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新唐書》的薛廷珪傳，附在《文藝傳·薛能傳》的后面。薛廷珪是薛能的兒子，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勛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光化中，復為舍人，累尚書左丞”。錢珝是在光化三年六月被貶為撫州司馬的，因此，《禁闈玩雪寄薛左丞》必是寫于被貶之前，而薛廷珪任尚書左丞，也該在光化二、三年間。
此外，還有一些詩，可以推知是錢珝的。錢起在長安任職時，有住宅在新昌里，夏承燾先生《唐代詩人長安事跡圖》載之，起有《新昌里言懷》可證。而集中另一首《晚春永寧墅小園獨坐寄上王相公》，我以為是錢珝寫的。永寧，長安里坊名。從錢起到錢珝，歷三世，屢經變遷，新昌里錢宅已更易主人，到錢珝時代，則另置永寧墅。況且，這首詩是寄上王相公的。這一位“王相公”，不是錢起時代常相交往的王縉，而是錢珝的知遇之交，推薦他當中書舍人的天搏。集中的《送楊著作歸東海》也該是錢珝的作品。錢珝的同時代人徐夤有《贈楊著(一作著作)》，兩詩中的楊著作，當是同一人，空懷宏才，身老不遇。錢、徐二人送別，不勝惆悵之至。無限感喟盡在詩句中：“酒酣暫輕別，路遠始相思。欲識離心盡，斜陽到海時。”(錢珝詩)“李廣不侯身漸老，子山操賦恨何深。釣魚臺上頻相訪，共說長安淚滿襟。”(徐夤詩)由此推知《送楊著作歸東海》一詩，是錢珝的作品。

二 有寫作年代可考的錢起詩

我們可以通過對錢起的行藏、交游的考查，確定《錢考功集》中的許多作品，是錢起的詩篇，有一些還可以考出其寫作年月。在這一方面，傅璇琮同志的近作《唐代詩人叢考》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為唐詩研究者提供了確切的第一手資料。為節省篇幅，本文不再復述。這里，將在傅璇琮同志的研究基礎上，作一些補充。
《山園秋晚寄杜黃裳少府》(《錢考功集》卷六)、《山下別杜少府》(《錢考功集》卷七)，兩詩是錢起在廣德年間寫的。少府，即縣尉，這是杜黃裳中舉后初拜的官職，但不知他在何時、于何地任少府。兩唐書的杜黃裳傳，均未載及授官少府的事。杜黃裳中舉年歲，見于宋世綵堂本《柳河東集》卷十二《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注云：“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寶應二年，中進士第。”按《卓異記》載“座主見門人”：“知舉有蕭昕，杜黃裳，是黃裳為昕門生。”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寶應二年進士杜黃裳。知貢舉，禮部侍郎蕭昕。”杜黃裳中舉之年可考，其任少府之年歲，亦應在唐代宗廣德年間(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這兩首詩，就是寫在杜黃裳任少府的年月里。
廣德二年春，錢起作《登劉賓客高齋》(《錢考功集》卷八)，《全唐詩》于題下附注：“時公初退相”。《文苑英華》選錄這首詩，題為《春題劉賓客山齋》。劉相公，是劉晏。錢起與劉晏友善，感情深摯，他的《奉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乃其佳作，錢易《南部新書》云：“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幽州，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劉晏在廣德元年相代宗，《新唐書·劉晏傳》和《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二都有記載。劉晏參政后，因程元振的關系，被罷為太子賓客，史書上也有詳明的記載。《新唐書·劉晏傳》：“代宗立，復為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可是《新唐書》本傳并沒有系年。《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二：“(代宗廣德元年正月)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又卷二百二十三：“(廣德二年正月)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事，并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據此可知，劉晏于廣德二年正月罷相，錢起登門拜訪，作《登劉相公高齋》詩以寄慨，并題于劉晏書齋中，題又云“春題”，約當二月或三月。
《故相國苗公挽歌》(《錢考功集》卷四)當作于永泰元年。按《新唐書·苗晉卿傳》：“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舊唐書·苗晉卿傳》：“永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錢起挽苗相詩，正作于是時。
錢起有送行陸珽出使新羅國的詩篇。《新唐書·東夷傳》記載陸珽出使的事：“大歷初，憲英(企按：新羅王)薨，子乾運立，甫丱，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吊，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為副，冊授之，并母金為太妃。”并無確定的年月。《舊唐書·東夷傳》云：“大歷二年，憲英卒，國人立其子乾運為王。仍遣其大臣金隱居奉表入朝，貢方物，請加冊命。”“三年，上遣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歸崇敬持節赍冊書往吊，冊之。以乾運為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仍冊乾運母為太妃。”《舊唐書·代宗紀》：“大歷三年正月甲子，冊新羅國王金乾運，母為太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四僅記新羅王憲英卒事于代宗大歷二年十二月，未載遣使冊封事。兩唐書各傳記的記載，詳略雖不同，但可以互為補充，知新羅王憲英卒于大歷二年底，大歷三年正月唐遣使往吊、冊封，陸珽出使新羅國，時在大歷三年正月，錢起送行，賦《送陸侍御使新羅》二首(《錢考功集》卷五)，也在這時。詩云：“去程滄海月，歸思上林春。”送別時在早春，與史載合。京都的春景，常縈留于陸珽的颙想中，詩的構思也巧。錢起又有《重送陸侍御使日本》詩一首，陸侍御，當仍是那一位陸珽，可是，他究于何時重又出使日本，尚不明，俟考。
大歷四年，錢起作《送冷朝陽擢第后歸金陵覲省》(《錢考功集》卷八)。冷朝陽擢第后，許多人寫詩送他歸鄉，容易見到的是錢起這首詩和李嘉祐的《送冷朝陽登第歸江寧》。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朝陽登大歷進士第，為薛嵩幕府。”未云何年登第。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朝陽，金陵人，大歷四年齊映榜進士及第。”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大歷四年，齊映榜進士冷朝陽。知貢舉上都禮部侍郎薛邕，東都權知留守張延賞。”那么，李嘉祐、錢起的兩首送行詩，都應作于斯年。
錢起與李勸、李勉有交往。《錢考功集》中有兩詩：《李四勸為尉氏尉李七勉為開封尉》(卷七)和《李大夫赴廣州》(卷二)，就是給他們的贈別詩。前者寫作年代無考，后者則可以稽覈、推定。按：李大夫即李勉，赴廣州，指赴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任。唐代常以御史大夫兼領此職，如權德輿《杜公淮南遺愛碑銘》：“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亦然。《新唐書·李勉傳》云：“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尋拜嶺南節度使。”杜甫在輾轉飄泊到衡州時，恰巧與李勉相遇，寫了《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詩云：“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浮，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可見，李大夫是確指李勉的。《新唐書》未載李勉赴廣州任的年月，《舊唐書·李勉傳》則云：“大歷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歷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錢謙益注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詩，也引了《舊唐書》本傳的材料(見《錢注杜詩》卷十八)。那末，錢起的《李大夫赴廣州》為大歷四年作，殆無疑問。
《送蔣尚書居守東都》(《錢考功集》卷七)是錢起在大歷七年送別蔣渙時寫的。蔣尚書是誰?傅璇琮同志的《唐代詩人叢考·耿湋考》已指明為蔣渙。蔣渙，新舊唐書無傳，《舊唐書·代宗紀》：“大歷七年五月，……以檢校禮部尚書蔣渙充東都留守。”耿湋有詩送行，題為《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詩云：“高旆翻秋日，清鐃引細風。蟬稀金谷樹，草遍德陽宮。”明寫秋景。錢起詩云：“出關秋樹直，對闕遠山明。”也明寫秋景。所以，傅璇琮同志說：“蔣渙受命是在五月，而成行則在秋天。”(見《唐代詩人叢考·耿湋考》)說得很正確，錢起詩，耿湋詩可以作證。
《題吳通微主人》(《錢考功集》卷四)這首詩，我以為是錢起晚年寫的。吳通微，吳道瓘的兒子，吳通玄的兄弟。《舊唐書·吳通玄傳》后隨載他們的一些活動：“父道瓘為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歷中，召入宮為太子諸王授經。德宗在東宮師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宮掖，恒侍太子游。”“通微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為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七錄吳通微臨《蘭亭敘》帖，是真跡，上有吳通微的題款：“大中大夫，行尚書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吳通微臨書，時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吳通微在建中初，才為壽安縣令，到貞元四年，已成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前后僅三四年時間，升遷竟如此迅快。可見，他正是靠著德宗舊臣的關系，在德宗一繼大統后，就做起官來，而且官運是那么亨通。錢起死于大歷末建中初，詩題又不提吳通微的官銜，而且詩里又說：“食貧無盡日，有愿無時諧。長嘯秋光晚，誰知壯士懷?”這些都說明詩是寫在吳通微還未顯達的時候，大約在大歷的后期、錢起的晚年。

三 有證可據的錢起詩

有證可據但無法考定其寫作年代的錢起詩，除了傅璇琮同志《唐代詩人叢考·錢起考》一文中臚列、考訂的數十首以外，筆者在這里再補證若干首于下。
錢起的部分詩，已見之于唐人所選的唐詩中。因選錄者生活的時代較早，如選《中興間氣集》的高仲武，選《極玄集》的姚合，他們是錢起同時代或世次稍后的人，比較了解錢起，況且當時錢珝尚未出生，當然不可能把錢珝詩混入錢起集中。他們所選錄的錢起詩，當是無容置疑的。即使選《又玄集》的韋莊，選《才調集》的韋縠，也因為他們和錢珝生活的時代相近，還容易分清那些是錢珝詩，那些是錢起詩。“唐人選唐詩”所提供的資料，該是我們確定錢起詩的重要依據，列表如54頁。
《錢考功集》卷十《送張參及第還家》中的張參，與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涇川覲省》中的張參，當是同一人。權德輿《杜公亞神道碑銘》：“以道義經術研機盡性，合于司徒楊公綰，司業張公參。”李肇《國史補》卷下：“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嘗手書九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舊唐書·常袞傳》：“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滉怒司業張參，唯止給三十千。”張參和孟浩然、杜亞、常袞諸人交游，則《送張參及第還家》一詩，確乃錢起作。何時及第?無記載。徐松《登科記考》把他列在卷二十七的“附考”中，不記中舉年歲，僅云：“進士科有張參”，附注：“見錢起詩”。說張參中進士科，徐松誤。孟浩然明言張參明經及第，錢起《送張參及第還家》：“太學三年聞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舊唐書·鄭絪傳》：“大歷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皆相知重。”再參之權德輿的記載，可知張參長于儒學，孟浩然說他中明經科，當是正確的。
《送外甥范勉赴常州長史兼覲省》(《錢考功集》卷四)、《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卷七)兩詩，都是錢起作的。書僧懷素，俗姓范，與范勉是兄弟。《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詩云：“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余。能翻梵王字，妙盡伯英書。”所以，《唐才子傳》卷四云：“子徽能詩，外甥懷素善書，一門之中，藝名森出，可尚矣。”
《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錢考功集》卷四)詩云：“一笑不可得，同心相見稀。”“好飲棄吾道，今霄又遇君。老夫相勸酒，稚子待題文。”可見錢起和梁七兵曹是知己。錢起集中又有《秋夕與梁锽文宴》(卷四)，詩云：“客到衡門下，林香蕙草時。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秋水翻荷影，晴光脆柳枝。留歡美清夜，寧覺曉鐘遲。”詩中流露的友情，是極深摯的。三首詩寫姓梁的主人留飲、留宿、勸酒題文，雅興蜚然，詩的意境完全契合，我以為它們寫的是同一夜的事，而梁七兵曹就是梁锽。七，是梁锽的排行，兵曹是他的官職，芮挺章撰《國秀集》，錄梁锽詩二首，在目錄中題為“執戟梁锽二首”，和錢起詩中的梁锽當是同一人。芮氏《國秀集》撰于天寶三載，梁锽正是天寶時代人，和錢起有可能結交。《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秋夕與梁锽文宴》正是記錄梁、錢友誼的詩篇。
《同鄔戴關中旅寓》(《錢考功集》卷七)、《送鄔三落第還鄉》(卷六)，當是錢起在天寶十三載以前所寫的作品。鄔三，即鄔戴，《唐詩紀事》卷二十七記為“鄔載”，古戴、載通用，實是一人。《唐詩紀事》云：“鄔載有文名，與錢起友善，起同載旅寓關中，起有詩云云。”又云：“天寶十三載，楊浚舍人下登第。”徐松《登科記考》卷九云：“天寶十三載，進士鄔載，知貢舉禮部侍郎楊浚。”《送鄔三落第還鄉》一詩，當是天寶十三載以前的作品。《同鄔戴關中旅寓》詩云：“文士皆求遇，今人誰至公。”“吞悲問唐舉，何路出屯蒙。”照詩意看，亦是鄔戴未中舉以前的景況。所以，筆者把它們定在天寶十三載以前作。
錢起與包何有交往，《閑居寄包何》(《錢考功集》卷六)、《送包何東游》(卷二)兩詩可證。包何，天寶時人。《新唐書·藝文志》于包融詩一卷下，有小注：“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次歷起居舍人。”《唐才子傳》卷三：“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佶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天寶七年，楊譽榜及第。大歷中，仕終起居舍人。”包何生活的時代，與錢起相當，兩詩確是起作。
《錢考功集》卷四有詩《歲初歸舊山酬寄皇甫侍御》，《文苑英華》題作《獻歲初歸舊居酬皇甫侍御見寄》。這兒的皇甫侍御是皇甫曾。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卷下評皇甫曾云：“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遠慚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今侍御之與補闕，文辭亦爾。”侍御，指皇甫曾;補闕，指其兄皇甫冉。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三云：“皇甫曾，仕歷侍御史，后坐事貶舒州司馬，量移陽翟令。”錢起與皇甫兄弟是同時代人，互有贈對，亦是自然之理。集中的《苦雨憶皇甫冉》一詩當也是起詩。
《送張五員外東歸楚州》(《錢考功集》卷六)詩中的張五員外是張堙。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堙官至刑部員外郎，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等為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企按：計氏這段材料出于張彥遠的《名畫記》)《唐才子傳》卷二說他：“天寶中，謝官，歸故山偃仰，不復來人間矣。”王維有《戲贈張五弟堙》、《送張五歸山》、《送張五堙歸宣城》;孟浩然有《尋張五回夜園》，韓翃有《贈張五堙歸濠州別業》。王、孟、韓三人詩中的張堙，也就是錢起詩中的張堙。張堙是錢起的同時代人，《送張五員外東歸楚州》是錢起的送行詩，殆無疑問。
《宴崔駙馬玉山別業》(《錢考功集》卷五)該是錢起作的。按《新唐書·諸帝公主傳》：“(玄宗女)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崔駙馬，即此人。杜甫有《崔駙馬山亭宴集》，錢謙益注：“山亭，即京城東駙馬崔惠童山池也。”(見《錢注杜詩》卷九)與玉山別業有關的一些詩，如《九日登玉山》、《登玉山諸峰偶至悟真寺》、《題玉山村叟屋壁》、《玉山東溪題李叟屋壁》等篇，想來也是錢起作的。錢起集中又有《過楊駙馬亭子》，楊駙馬，亦是玄宗的女婿，但《新唐書·諸帝公主傳》載玄宗有二十九女，下嫁楊氏的有好幾個：“咸直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洄”，“萬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楊朏，又嫁楊锜”，“衛國公主，下嫁豆盧建，又嫁楊說。”雖然我們無法確知錢起詩中的楊駙馬是那一個，但參之獨孤及的《宴楊駙馬山亭》、陳羽的《宴楊駙馬山亭》，《過楊駙馬亭子》一詩是肅、代時代的錢起作品，卻是可以證明了的。
此外，還有一些作品，詩中寫到的人物無法考知，但可以從錢起同時代人的作品推知它們是錢起寫的。如《酬盧十一過宿》(《錢考功集》卷五)，皇甫冉有《題盧十一所居》、《酬盧十一過宿》，兩人詩中的盧十一，該是同一人，由皇甫冉而推知此詩必是錢起作。又如《送薛八謫居》(《錢考功集》卷五)，孟浩然有《廣陵別薛八》、《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云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獨孤及《三月三日自京到華陰于水亭獨酌寄裴六薛八》，三人詩中的薛八，當是同一人，由孟浩然、獨孤及而推知此詩必是錢起作。再如，《送少微師西行》(《錢考功集》卷四)，嚴維有《送少微上人東南游》，顧況有《送少微上人還鹿門》，三人詩中的“少微”和尚，當是同一人，由嚴維、顧況而推知此詩必是錢起作。
以上這些錢起詩，或經同時代人選錄，或由錢起的經歷所證實，或有錢起的交游者可稽查，完全排除錢珝詩混入的可能性。

四 結束語

上面，是我初步考訂《錢考功集》的一個札記。簡單概括起來，錢起集共有詩五百三十一首，其中，有充分理由可以說明是錢珝詩的，共有一百二十一首，占全集的23%，可以考出寫作年代，或則有證可據卻無法考知寫作年代的錢起詩，共八十九首(傅璇琮同志的《錢起考》得三十九首，筆者得五十首)，占全集的17%，尚有三百余首，還有待進一步查考，不能簡單化地統統歸之于錢起。由此可見，考辨錢起、錢珝詩，清理《錢考功集》，還有不少疑點要解釋清楚，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這方面的問題有：
一，錢起和錢珝都曾做過藍田尉。《錢考功集》中描寫藍田風物的詩篇很多，有一些詩，是可以確定為錢起所作的，如《晚歸藍田酬王維給事贈別》、《藍上茆茨期王維補闕》等。然而，還有不少詩篇，就不能輕易確定它們的作者，難道說這些詩篇中就沒有錢珝在藍田任上所寫的嗎?
二，有一些詩篇提及的人物，其姓名、簡歷，還有待進一步稽查，以確定他們的生活時代，從而判斷這些詩的作者是誰。《錢考功集》中有一些送人中舉還家的詩，這些人的情況本不明，徐松《登科記考》卻僅據錢起詩一例地把他們看作是錢起時代的人(見《登科記考》卷二十七“附考”欄)。這樣做，是很不穩妥的。
三，明人胡震亨指出，錢起集的混亂現象是出于“錢氏家集之誤”，而宋人錢蒙仲“已先為之淆矣。”筆者由此而聯想到一個新問題：《錢考功集》中，除了混入錢珝的作品外，是否還混入了“錢氏”其他人的作品?有沒有錢徽、錢可復、錢方義等人的詩篇?這應當是我們清理《錢考功集》的內容之一。
結束語里，講的都是工作并沒有結束的話，表達了筆者寄希望于將來的一點心愿。我愿意和唐詩愛好者共同努力，逐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