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2010年版）

【4330】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2010年版）

（金觀濤、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35.2萬字，2011年1月第1版，2017年11月第7次印刷，58元）

10章：[1]超穩定系統的兩種行為模式；[2]對外開放和洋務運動；[3]一體化結構解體的邏輯；[4]社會整合危機；[5]意識形態更替機制；[6]中國社會的重建；[7]國民黨及其脆弱的統一；[8]中國共產黨的興起；[9]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10]大歷史觀。

這本書是《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續篇。延續了超穩定結構的分析假說。探討了1840—1956年中國社會宏觀結構的變遷，用超穩定結構假說來詮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提出超穩定結構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

任何一本書的寫作，總包含著比文字所能表達的更豐富的內容。它不僅是人追求真理、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經驗和經歷，也包含著支持這種探索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

從秦漢帝國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國社會深層組織方式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社會的整合建立在人們對某種統一意識形態的認同之上，稱之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困惑的時代：前80年，人類思想所顯示出來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是數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而最后20年，人類思想又遠遠跟不上現實。

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拋棄儒家學說后，迅速認同了兩種新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國出現了以新意識形態認同為基礎的列寧主義政黨、改組后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為社會整合的主導力量，它們共同掃平軍閥。

幾個主要朝代官僚數量：1．西漢官員132805人，人口5959978（公元2年），占0．22%；2．隋朝官員195937人，人口46019956（609年），占0．42%；3．唐368668人（官員），人口52919309（755年），占0．7%；4．宋朝官員24000人，人口51206872（1064年），占0．05%；5．元朝官員16425人，人口59848964（1291年），占0．03%；6．明朝（洪武）官員24683人，人口59873305（1381年），占0．04%；7．清朝官員22000人。人口292924451（1796年），少于0．01%。

《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歷史學家應該指出每一種勝利的事業都有某種惡的因素，每一種失敗的事業也總有某種善的內核，從而使該時代的偏激得到平息。

任何社會的工業化都主要靠民間資本推動，政府只能起帶頭作用。

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里德：“凡重要的事情，從前都被沒有發現它的人講過”。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從未有一個時期的社會制度有如民國初年那樣接近民主的理想，但它卻是一體化結構在解體過程中的幻象。

艾克頓：“最能激勵人的發現莫過于去發現觀念的來源”。

科學、民主被推崇和白話文的流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進步。

托爾斯泰：“人有意識地為自己活著，但他卻是一個完成人類歷史普遍目的無意識的工具”。

藍爾達：“歷史學家對社會所能作出的最有益的貢獻，莫過于對一直在迷惑人類的錯誤或惡意的歷史概括進行揭露。”

在八年抗戰中，國民黨軍隊與日本軍隊先后進行了大會戰22次，重要戰斗1117次，小戰斗達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者達320多萬人，空軍消耗戰機2468架。中國軍隊一直牽制著日本軍事力量的主力。

泯足足人，八年抗戰是國民黨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陳布雷）。

新民主主義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的結構是不穩定的。新中國的歷史證明，它猶如夾在彈簧中的彈子，向左偏移就會發展成文化大革命，向右偏移則趨向自由化、導致意識形態的解魅。

當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道，甚至每一個人都在無所不包的官僚組織控制之下時，就意味著國家掌握了空前未有的動員與控制力量。

羅曼·羅蘭：“我寫下即將滅亡的悲劇，暴露它的缺陷與德性，它沉重的悲哀和混混沌沌的驕傲，以及為重新締造一個世界、一種新人類而感到的沮喪。——這便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承擔社會福利，控制人行為、監督人言論的是宗法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