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大同在明男女人權始
大同書·行大同在明男女人權始
康有為
若慮農工商皆歸之官，得無有司作弊，侵吞盜竊，為害更甚者，此其所慮為亂世言之也。太平世人無私家，無私室，無私產(chǎn)，無私店。無家而祿厚，性美而教深，必無侵盜之心，自無侵盜之事。即使有欲侵盜而別無私店，雖侵之盜之而從何售鬻之·萬一泄漏，則終身不齒。且其時，凡人之金皆寄金行，其得金之多寡，視其工價及創(chuàng)新之賞，人人得而知之，若司商務而驟得多金，侵盜之跡即露。夫大無恥之事，茍非家累貧病，迫不得已，孰肯為之而令終身見棄乎·太平之人，無家累，無貧病，榮途懸在前面清議迫于后，風化既美，種教更良，孔子所謂“雖賞之不竊”也，而何慮焉!凡諸農田、商貨、工廠之業(yè)，全地至大，從何而歸之公·即欲舉公債以承之，亦萬不能行也。然欲急至大同，最難則在去國;若去民私業(yè)，此事甚易，即自去人之家始也，即欲急去國界者，亦自去家始。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賦人權之義，男女皆平等獨立，婚姻之事不復名為夫婦，只許訂歲月交好之和約而已;行之六十年，則全世界之人類皆無家矣，無有夫婦父子之私矣，其有遺產(chǎn)無人可傳，其金銀什器皆聽贈人。若其農田、工廠、商貨皆歸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既無家，則去國而至大同易易矣。于是時也，最難去種界之別，當少需歲月而已。夫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之權。天之生人也，使形體魂知各完成也，各各自立也，此天之生是使獨也。夫使天之生人使男女以兩人偶合也，則不能獨立也;天之生男女使如人獸之異形也，則不能獨立也;今男女之魂知形體各自完成，各能自立，不相待也，不相下也，不相異也，極相愛也，徒以形中微有陰陽凹凸之小異。而男子挾其強力以凌弱質，收為私屬，不齒平人，習久成常，視為義理，遂大背天予人權之義而永為小康憂苦之世。雖彼男子得擁一日之私尊，然以視大同太平之極樂，不猶乞丐之視帝王，凡夫之比神仙哉!人有棄帝王而為乞丐，棄神仙而為凡夫者乎·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之權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去私產(chǎn)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去種界之爭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致極樂之世、長生之道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煉魂養(yǎng)神、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欲神氣遨游、行出諸天、不窮、不盡、無量、無極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吾采得大同、太平、極樂、長生、不生、不滅、行游諸天、無量、無極之術，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權、平等獨立哉，其惟天予人權、平等獨立哉!吾之道早行早樂，遲行遲樂，不行則有苦而無樂。哀哉，全世界人生之苦也，其寧甘之而不求樂歟!選自《大同書》
〔鑒賞〕 本篇出自《大同書》庚部第十章。1901—1902年，康有為在避居印度北部時完成了《大同書》全書的寫作。《禮記·禮運》構筑了盡善盡美的大同之世，因近代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志士仁人的心靈深處均有著揮之不去的大同情結。洪秀全、譚嗣同、康有為、劉師培、孫中山等人，都對大同之世作出了新的詮釋，設想了美輪美奐的理想社會。其中最為系統(tǒng)與最具理論色彩的，當屬康有為勾勒的理想社會藍圖了。他的大同之世，充滿著云詭波譎般的奇特結構，內中有古代儒家對理想社會設計的胎記，而更多的是進化論與天賦人權論，還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東西。這部近代思想史上的奇葩，集哲學、政治、倫理、文化為一體，否定了封建制度與宗法制、等級制，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意義。《禮記·禮運》中的“天下為公”，是大同之世的主心骨，又被康有為注入了公有制的原則。康有為說：“太平世人無私家，無私室，無私產(chǎn)，無私店。”“太平世”就是大同之世。要讓“農田、商貨、工廠”在全球范圍內，“歸之公”而實現(xiàn)大同，就得以無家與去國為前提。“去國界”是康有為提出的“破除九界”中的一個。九界指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產(chǎn)界、亂界、類界、苦界。人類要達到“太平大同，長生永覺”的境界，唯有遵循“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貫串《大同書》的宗旨，是免苦求樂的人道主義。康有為以為人的本性是免苦求樂的，但現(xiàn)實世界是個大苦海，內中有人生、天災、人情等等38種苦難。即使做了帝王，也有它自身的苦楚。早年康有為鉆研過佛教，佛教視人生為苦海的思想對他是有影響的。不過，他不為佛教所框限，提出“破九界”的設想，易出世為入世。如去國界，是指去掉邦國稱號與疆界劃分，無君主，無軍隊，無監(jiān)獄，合全球為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公平政府。又如去級界，是要求取消貴賤、主奴間的等級隸屬關系，實現(xiàn)人人平等的理想。實際上，“去某界”，是對現(xiàn)存秩序的否定;“去某界”的歸宿，為對未來世界的設計。全球大同是去國界的歸宿，而這必須從無家開始：“欲急去國界者，亦自去家始。”“去家”的前提，則為天賦人權的確立，實現(xiàn)男女平等獨立。他說“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賦人權之義，男女皆平等獨立”。接著這段文字，康有為反復使用了同一類型的句式，認為“去家界之累”、“去私產(chǎn)之害”、“去種界之爭”、“致大同之世”、“致極樂之世”，都在于“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權也”。破除“九界”，步入太平之境、大同之世，是以知曉天賦人權、男女平等獨立為基礎的。康有為從19世紀80年代末倡導不裹足運動，到20世紀初從天賦人權立論，視男女平等為趨向理想社會的前提，貫串其間的是婦女解放的思想，這與他的親身經(jīng)歷有關。如康有為目睹了家鄉(xiāng)有一賭徒，拿妻子首飾作賭資，輸了以后又賣妻以供一搏;他的堂姐嫁出后，因其夫生病死亡遂終身守寡;有一富家女依父母之命，嫁給家道中落的男子，日日操理家務，苦不堪言，其夫卻日日泡在賭場與妓院中，不夠花費向岳母家索取千金，千金花完后，又因偷盜而下獄，富家女因恚憤而死，命運非常悲慘。他對歷史上阻礙婦女解放的清規(guī)戒律作了批駁。他把婦女不能參加各項社會活動，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不能從政，不能入學堂從事學術研究等，看成是天下最不公不平之事。提出不能因男女在生理上的差異，讓男子憑借強力以欺凌弱質的女性，“遂大背天予人權之義而永為小康憂苦之世”。他為此發(fā)愿：“吾今有一大愿為同時八萬萬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為未來無量數(shù)不可思議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樂焉。”他把婦女解放，放在走向大同之世的首要地位，不由令人想起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著名命題：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馬克思認為，沒有婦女解放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衡量。康有為的主張，同傅立葉、馬克思所說相當接近。康有為大同之世的設想是為將來社會而設計的，認為馬上施行的話必會造成社會大亂。對其師了如指掌的梁啟超說：“自發(fā)明一種新理想，自認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實現(xiàn)，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類秉性之奇詭，度無以過是者。”(《清代學術概論》)康有為的“秉性”就是視事物的發(fā)展是漸進量變、決不可有飛躍質變。康有為強調男女平等，主張一夫一妻制，但實際行動則相反。為他作傳的學生不無尖銳地批評：“他每天戒殺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談一夫一婦，而自己卻因無子而娶妾;每天講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嘗獨立;每天說人類平等，而自己卻用男仆女奴。”(陸乃翔：《新鐫南海康先生傳》上編)康有為因元配夫人張妙華無法生育后代，便先后娶了五個小妾。他論“殺生”時說道，“吾好仁者也，主戒殺者也，嘗戒殺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按照他漸進的學說，他覺得沿用傳統(tǒng)的習俗更適合于目前境遇。創(chuàng)造力十分豐富的康有為，給大同之世涂上了濃濃的烏托邦色彩。他把理想的內容設計得愈具體、愈細致，就愈發(fā)陷于空想。為“去亂界”，他設想全球成立一個“公議政府”，把地球分成南北、東西各一百度，令各自治政府以度為單位，置歷史上各民族國家實際情況于不顧，以整齊劃一的主觀冥想替代客觀形成的事實。空想不是任何時代都能萌生的，空想的產(chǎn)生也有它真實的歷史條件與政治背景，康有為想用免苦求樂的善良愿望，來消除現(xiàn)實中的苦難，正好證實了災害、壓迫、差別等等現(xiàn)實矛盾太劇烈了。他想用想象來消除實際中的種種矛盾，必然會陷于空想而難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