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伯夷頌》文章鑒賞

《韓愈·伯夷頌》文章鑒賞

士之特立獨行①，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②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③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從④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余；一凡人沮⑤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

【注】

①特立獨行：操守獨特高潔，不隨波逐流。②力行：勉力而行。③崒（zú族）：高峻。④從（zòng縱）：匯總。⑤沮：敗壞，詆毀。

根據(jù)《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其父死后二人互讓，均不愿繼承王位而出逃，歸于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慨然以為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不孝，“以臣弒君”是不仁。武滅殷，周統(tǒng)一中國，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為周民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終至餓死。姜太公曾評價他們說：“此義人也。”韓愈則與眾不同，大力稱頌他們的“特立獨行”，即“不顧人之是非”。

文章起筆陡峭，開篇單刀直說“士之特立獨行”的品格。比起“盤谷隱者”的“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伯夷這樣的“特立獨行”者還要在“武王、周公圣……未嘗聞有非之者”時頂住“獨以為不可”的壓力，無怪乎后人用詞中常見的術語“弱德”來比喻“賢人君子處在強大壓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種品德”。而韓愈眼中“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來只有一個伯夷。而伯夷之所以能夠“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就在于他“信道篤而自知明”。“窮天地”指空間，“亙?nèi)f世”指時間，意思是伯夷是天地之間、從古至今以至萬世中唯一的“不顧人非”的“豪杰之士”，可見韓愈對伯夷推崇之高。

與頌伯夷相對的是，韓愈在最末一段批評了完全沒有“特立獨行”精神的“今世之所謂士者”，他們一旦被人稱譽就“自以為有余”，一旦被人批評就“自以為不足”，沒有自己堅持的信念。這愈發(fā)顯得伯夷“不顧人之是非”的可貴。而如果沒有伯夷、叔齊的垂范，“亂臣賊子”則將“接跡于后世矣。”

通篇高歌“特立獨行”，堅守信念、舉世非之而不惑，乃至“餓死而不顧”。但他的信念，是打破了君臣之道的局限的。文中沒有像傳統(tǒng)做法那樣評價武王伐紂的是非，沒有評價夷叔不食周粟的是非，絲毫不提及“商朝遺民”“寧死不屈”的“氣節(jié)”問題，而只是單純評價二子的“信道篤而自知明”的是非，贊賞他們對信念的堅守的行為，而不論他們堅守的具體內(nèi)容是什么，因此也就脫俗而不同凡響。“特立獨行”既是韓愈對伯夷的稱頌，也是韓愈終身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則，表現(xiàn)了韓愈不與世俗同流的精神。

《伯夷頌》雖然只有區(qū)區(qū)三百多字，卻也“空際取勢，如水一氣奔注，中間卻有無數(shù)回波，盤旋而后下”。

首先在于排句的疊用，單單在首段中，七句就有五句使用了排比。緊隨起首二句“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之后，韓愈開始層層鋪排演進，語勢狂肆騰涌，語句長短錯落，變化句法，起伏頓挫。

其次是在結(jié)構安排上，《伯夷頌》曲折有姿而邏輯嚴整。在第一段的鋪排后，第二段卻陡然一緩，回顧當殷之亡，周之興時，微子“抱祭器而去”和伯夷、叔齊叩馬而諫、不食周粟而死的的典故。語言精練警策，筆法靈活多變，不讓形式包裹住個性精神的自由奮動。段末一個反問和“信道篤而自知明也”的精辟總結(jié)，一問一答，收束有力，突兀取勢。

后人評論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蓋公不遇于貞元之朝，故有論而泄其憤。不知者謂為專指伯夷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