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散文名篇·縱囚論》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歐陽修散文名篇·縱囚論》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①，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馀人②，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④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⑤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⑥，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⑦以干譽⑧。

【注】

①刑入于死者：指刑法定罪達到死刑者。入，指定以罪名，使受刑罰。②錄大辟囚三百馀人：選取死囚三百余人。錄，收集、匯集之意。大辟，古代五刑之最，死刑。{3}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死囚）到了期限而最終自己歸宋，沒有誤期遲到的。{4}移人：改變人（的品性）。{5}縱：放縱。此指假釋性地放出囚犯。⑥三王之治：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理民。⑦逆情：違背人情法理。⑧干譽：謀求名譽。

據《舊唐書•太宗紀》記載：貞觀六年，唐太宗將待執行的三百余死囚假釋歸家，并約定他們返回監獄受死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皆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死罪。這件被后世傳為美談的太宗“德政”，與唐太宗主張刑法寬簡、死刑要嚴、赦令勿濫的一貫態度不合。為此，歐陽修也對太宗“縱囚”赦死的不合人情法理提出質疑，認為是矯枉過正了。

本文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按照提出質疑、論述說明、提出自己的觀點的順序進行。體現了歐陽修論理文一向邏輯性強、結構嚴密的特點。

文章開始并不直設論點，而是先放開一筆，泛論君子小人之別，為全文的議論樹立了一個參照標準；同時也藏下暗筆，以“罪大惡極”反照太宗釋囚不通情理，以“視死如歸”反照死囚自歸不合情理。做到泛論不泛，緊扣論題。接著簡敘縱囚之事，斷以評議，又緊扣君子小人之別。

然后，歐陽修先肯定太宗“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的論述，提出“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主張和措施。認為信義只能用于君子，對小人則要用刑法。因此，唐太宗縱囚使歸的事是不合乎常情的，是現實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事情，即使發生過，也只能是上下互相欺騙沽名釣譽之舉，不能成為治理天下的定法。還特別指出，刑罰達到死刑者，那又是“罪大惡極”的“小人之尤甚者”，不可輕易寬赦。段尾以一句反詰句“此豈近于人情哉”，表達作者的不解和質疑，引發讀者思考，同時總結上文，開啟下文。

在其后的論證中，作者對太宗“縱囚”赦死之壯舉進一步分析、批駁，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件事是沽名釣譽，表達了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

統治者違背情理以邀取名聲，是否利于治國呢？這是末段議論的重點，也即本文的論題。文章同樣沒有直涉論題，而是先宕開一問，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與近情理之間的矛盾：歸而誅之，如再縱又歸，顯然不近情理；如再縱不歸，無從體現恩德，故以否定收斷。最后，順理成章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篇立論清楚，在短小的篇幅內，或質疑，或答問，步步分析，層層辯駁，寫來卻從容不迫，渾然一體，似有洋洋萬言，十分耐讀，是一篇發揮雄辯之才的力作。

后人評論

趙乃增：“針對太宗的逆情立異的作為，層層批駁辨析，暴露出‘縱囚’事件的違背人情常理的荒謬不實，行文老辣，有理有據，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