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時代-社會

吉瑪是一名負責市場營銷的女性管理人員，盡管每天下午5點離開辦公室，卻并不能享受5點后的休閑時光。在乘車回家的路上，她要用手機一個一個地回電話；回到家吃完飯，在孩子寫作業(yè)的時候，她要查看郵件，再回很多個電話。同樣的，在投資銀行工作的丈夫此時也坐在家里的電腦前，在睡覺前還要工作好幾個小時。
　　
　　這是吉爾·弗雷澤《令人窒息的辦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國人》一書的開篇，被日本作者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一書中引用。當然，如果把吉瑪換成中國人的名字，讀者也不會對這個場景感到陌生。
　　
　　《過勞時代》日文版于2005年出版，至今再版12次，中文版于2023年1月首度面世。作者森岡孝二卻在2023年8月因心臟病發(fā)作去世。7月，他剛剛寫完這本書的中文版自序。
　　
　　關西大學經(jīng)濟學家森岡孝二是日本過勞死協(xié)會的會長，也是推動日本過勞死相關法律建立的著名學者，他本人卻因過勞而死——他給首都經(jīng)貿大學教授、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楊河清的電子郵件，基本都是半夜兩三點發(fā)來的，而他白天依然在工作。
　　
　　“為什么研究過勞死的人會死于過勞？為什么這么多人過勞？為什么他們不考慮過勞帶來的后果？這也是我們正在探索的問題。”楊河清表示，中國的過度勞動問題也已經(jīng)比較嚴重，甚至在一些行業(yè)，過勞死頻發(fā)。
　　
　　《過勞時代》在日本出版時，年輕一代開始用“黑心企業(yè)”一詞來指代他們“不想就職的公司”。許多“黑心企業(yè)”要求員工沒日沒夜地加班，然而加班費要么少得可憐，要么干脆沒有。同時，長時間勞動和工作壓力導致的“過勞自殺”，也成為日本年輕一代的多發(fā)問題。畢業(yè)于東京大學的24歲新員工高橋茉莉，入職大型廣告公司電通僅8個月，便于2023年12月因過勞而自殺。經(jīng)確認，高橋在出現(xiàn)癥狀前的一個月內，加班長達105個小時。
　　
　　在全世界范圍內，日本也是長時間勞動問題最突出的國家。調查顯示，日本男性正式員工與英、美兩國男性相比，每周要多工作約10個小時（每年500多個小時），比德、法兩國男性每周多大約12個小時（每年600多個小時）。
　　
　　《牛津英語詞典》在線版2002年增加了1萬多個新詞語，其中之一就是來自日語的“karoshi”（過勞死）。可見，過勞死已經(jīng)成為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個典型；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勞死這一現(xiàn)象已非日本獨有，而是蔓延到全世界。在中國，也不例外。
　　
　　楊河清介紹，過勞可以分為輕度、中度、嚴重等不同程度，“在一些職業(yè)和行業(yè)中，嚴重過勞是比較多的，比如醫(yī)生、警察、高校教師、媒體從業(yè)者、演藝人員、IT研發(fā)人員、企業(yè)高管等”。媒體報道的過勞死是過勞的極端狀態(tài)，近年來的案例顯示，最年輕的23歲，年長的也不過60多歲，大量集中在30～50歲。
　　
　　有這樣幾項調查：2023年8月，《小康》雜志聯(lián)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開展“中國休閑小康指數(shù)”調查，結果顯示，2011～2023年度，69。4%的受訪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時工作問題。楊河清的課題組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23年，對政府機關、科研院校、醫(yī)院、媒體、企業(yè)等單位的工作人員做了調查，各項結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過50個小時的人超過30%，甚至有近10%的人每周工作超過了60個小時。
　　
　　“我國還沒有關于過勞死的醫(yī)學的、法律的判定標準，但客觀上過勞死是存在的。嚴重的過勞有可能導致過勞死，包括過勞自殺。”楊河清說，“而且從經(jīng)濟上看，過度勞動也會造成因為健康損害消費萎縮效應、人力資本回報收益下降效應等后果。”
　　
　　楊河清說：“中國過去一直關注怎樣發(fā)展的問題，對過勞的關注只不過是近10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層面上幾乎是空白。”根據(jù)現(xiàn)行《勞動法》，只有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死亡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的情形，才被視為工傷，而這一規(guī)定顯然不能適應目前的社會需求。
　　
　　過勞人群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主動過勞，一類是被動過勞。流水線上的藍領工人，屬于被動過勞；而在白領身上，有被動——環(huán)境壓力造成的和老板要求的，但相當一部分人是主動過勞——為了獲得更大的發(fā)展空間。
　　
　　在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李松蔚的從業(yè)經(jīng)歷中，最常見的并非因為勞動本身造成的傷害，而是勞動所附帶的壓力。曾經(jīng)有一個人對李松蔚說，自己每天晚上下班時都特別有壓力，因為當他穿過其他人的辦公桌，看到同事們都在加班，就不好意思先走。于是，他的奮斗目標是成為領導，有獨立的辦公室，可以自己決定幾點下班。
　　
　　后來，他如愿以償當上了領導，卻發(fā)現(xiàn)當領導更累。的確可以在一個正常的時間下班——他把這個時間定為晚上8點30分。“但當我從辦公室走出來，看到我的下屬還坐在電腦前，我從他們面前走過，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領導。”他說。于是，他默默出去抽了支煙，回辦公室繼續(xù)加班……這就像一個循環(huán)，你想結束工作了，卻發(fā)現(xiàn)其他人還在工作，你就會想，是不是我有問題？是不是我錯了？這樣，所有人都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下要求自己加班。
　　
　　森岡孝二指出，過勞時代的出現(xiàn)有4個原因：全球資本主義使得國際競爭愈發(fā)激烈；信息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使手機、網(wǎng)絡等通信手段普及，同時也模糊了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界限；以消費為目的的浪費型生活方式成為大眾化現(xiàn)象，讓人們不得不通過延長工作時間、加大勞動強度，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來滿足自己的攀比心理；自由職業(yè)帶來了雇傭形式的多樣化，也在客觀上導致了收入的兩極分化。
　　
　　從心理咨詢師的角度，李松蔚不考慮造成過勞的時代原因，而只考慮針對個體的解決方式。他說：“來找我咨詢，我顯然不能告訴他這件事情主要看你的老板有沒有良心發(fā)現(xiàn)，或者我國有沒有相關法律。我只能告訴他，你能做什么——一個很小的建議是，拒絕。”
　　
　　然而，又有很多人說：“我也想拒絕，可是這個話你得跟我丈母娘說，她說我必須有車有房才能把女兒嫁給我。”所以，談“拒絕”，我們一定會面臨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我能不能在主流社會中體面地生活下去？我能不能為我想要的生活埋單？
　　
　　那么，如何與自我和解？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中的一句話或許是一個不錯的回答：“犧牲受教育、娛樂、運動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削減吃飯、睡覺和過家庭生活的時間——以這種方式工作或者讓別人以這種方式工作，才是最大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