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節日負擔為什么這么重-社會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春節恐怕不是輕松愉快的假期。未婚青年的痛苦，是又要面對親戚朋友“什么時候解決個人問題”的關切；已成家立業者的痛苦則更甚，你必須提著禮物把所有重要關系拜訪一遍，僅送禮的人情支出就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據西南財經大學2023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稱，中國家庭的人情支出占總收入的22。1%，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家庭（占總數的25%），人情支出竟占了總收入的將近一半。
　　
　　中國人的人情支出為什么這么多？可能有人將之歸結為文化傳統——中國人是世界公認最愛面子的。但同屬漢文化圈，儒家傳統痕跡更重的韓國，雖也有多達96%的國民抱怨“紅包炸彈”，但2023年韓國工薪階層的平均人情支出約33萬韓元，只占總收入的1%。
　　
　　送禮文化
　　
　　現代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禮物交換的象征意義往往遠大于實際價值。比如德國人最喜歡送的禮物是書，廉價酒、巧克力也是常見的伴手禮。如果禮物過于貴重，德國人會覺得很尷尬。
　　
　　歐美國家的婚禮上極少見到塞滿鈔票的紅包。歐美國家的人非常注重禮物的包裝，這恰恰是中國人不太重視的。
　　
　　中國人的送禮文化在兩方面與眾不同：一是禮物價值，在經濟能力范圍內越貴越好，或干脆送現金，且送禮場合遠不限于節日和紅白喜事，幾乎逢事必送；二是缺乏儀式感，往往是錢到心意到，一般不太在意禮物的包裝。
　　
　　中國式送禮被認為是儒家重禮文化的延續，這其實是個天大的誤會——“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傳統觀念，注重的是禮節、禮數，而非禮物的價值本身。直至晚清和民國，中國民間送禮也仍然更重視禮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送禮過程有相當煩瑣的儀式和講究，與今天的日本類似。
　　
　　人情與庇護系統
　　
　　“人情”并非中國的特殊國情，更非國民性的體現。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盡可能認識更多的人，盡量維持住已認識的熟人，便成為個人生存的最優策略。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熟人社會與費孝通定義的傳統熟人社會有本質差別。
　　
　　傳統熟人基于親緣和地緣紐帶，相互之間來往頻繁，有大量的勞務和經濟互助，因此送禮無須太貴，一般也不會出現貨幣——貨幣體現的是直接的買賣關系，而人情的維系需要相對曖昧的表達，盡量避免物化痕跡。
　　
　　1949年以前，在農村和城市底層居民中，婚宴隨禮大多是喜燭、小家具等廉價日用品，禮金并不多見，而且數額極少，這正是傳統熟人社會的典型特征。
　　
　　最典型的是壓歲錢，中國人給孩子壓歲錢，原意是鎮惡驅邪，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禮幣，本質上是護身符，不在市面上流通。直到明清，壓歲錢也多是用紅繩串起的銅錢，掛在孩子脖子上，象征性大于實用性。壓歲錢的成倍增加，其實是晚近的事。
　　
　　1949年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終結，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國民都被納入與國家計劃體制匹配的組織當中，雖然傳統熟人社會的關系規則和紐帶依然有效，但重要性大幅降低，交往規則也變了。
　　
　　在傳統熟人社會，決定人們關系的主要是血緣、地緣這種天然紐帶，關系的維護成本很低，注重儀式感和程序性，低價值的禮物往來就能鞏固穩定的關系。
　　
　　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能幫你排除困難的人或能給你制造困難的人，才是你最重要的社會資源。缺少天然的情感紐帶，只能靠高頻次、高價值的送禮才能建立并鞏固可靠的關系，儀式感并不重要。
　　
　　人情支出的不僅是金錢，實際上，在給重要關系送禮時，讓大部分人更煩惱的是在不方便送現金時，選擇什么樣的禮物能讓對方滿意，以及送禮時怎么不讓別人看見——不但要避免送禮時被其他熟人撞到，也要避免撞見熟人送禮的尷尬場面，為此，有些人送禮前還要特意踩點。這大概是中國人逢年過節最耗費時間、精力的事。
　　
　　最大的變化在于，今天留在體制內的中國人已變成了少數，體制外的人無須考慮給老板送禮，尤其對離開家鄉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輕一代來說，苦心維系社會關系的必要性大幅降低。
　　
　　樸睿咨詢發布的《2023年末中國送禮市場研究報告》頗能顯示出這種劇變：
　　
　　絕大部分受調查者（30歲以下）年貨是在電商平臺購買的，過年期間的自我獎勵和給父母、伴侶的平均花費要高于給公司領導或商業伙伴的?？紤]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對電商的接受差異，受調查對象絕大部分是體制外的白領。
　　
　　人情冷熱與社會救濟
　　
　　雖然脫離體制使得在熟人社會構建庇護系統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但是，需要人情來解決的問題并未減少，因為又有了伴隨擴大的自由出現的新困難，比如：生孩子會遇到落戶、入托、擇校等一系列問題，在醫療衛生、司法、企業經營等事情上，往往會因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所有與壟斷性機構組織或行業有聯系的地方，通過人情建立起來的庇護系統都能發揮效用。所以，中國人的庇護系統，只是從單位、組織的熟人社會擴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會，對多數人而言，依然需要通過人情建立起一個庇護系統。
　　
　　今天，人情對中國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個庇護系統，它還是一個自我救濟系統。如今，中國底層社會的困境在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導致人口流出地區的救濟系統瀕于瓦解。這正是低收入階層人情支出反倒相對更多的原因——在生活沒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資，正是為了使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獲得救助。
　　
　　西方國家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工業革命后，鄉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動，人與人之間的親緣、地緣關系弱化，早早終結了傳統熟人社會，形成了一個開放的契約社會，資源的分配、矛盾的解決全靠契約維持，制度給個人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較小。
　　
　　從歷史悠久的宗教救助組織，到“二戰”后西歐普遍實行的福利國家制度，國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夠保障。這導致個人在生活遇到困難時，更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會組織，無須依賴親友相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更加簡單純粹。
　　
　　所以，禮物文化在西方和日本、韓國等國更符合其原始意義，禮物僅僅是維護和鞏固親友關系的一個象征媒介，表達性遠大于工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