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歷史與美麗的創傷-文明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狼穴”地堡里，氣急敗壞地責問他的總參謀長約德爾上將：“巴黎燒了嗎？”
　　
　　沒有。
　　
　　2004年，朱莉·德爾佩在電影《愛在日落黃昏時》里向伊桑·霍克提問：“你相信巴黎圣母院有一天會消失嗎？”
　　
　　曾經我們并不相信。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5日傍晚，位于巴黎西岱島的巴黎地標——巴黎圣母院發生火災，火焰燃燒了15個小時，摧毀了圣母院的尖頂，2/3的屋頂被燒盡。“巴黎圣母院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想象力。這段歷史是我們的，而且正在燃燒。”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我們將重建這座大教堂。”
　　
　　盡管包括荊棘冠冕、圣路易的亞麻織物在內的重要文物已被成功救出，盡管矢志重建，但重建后的巴黎圣母院——就像很多纏繞在“忒修斯之船”悖論中無法自拔的“完美主義者”所說的那樣，終究不是雨果筆下的那座歷經千秋歲月的古老建筑了。
　　
　　“若干年前，本書作者參觀圣母院——或者不如說，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時候，在兩座鐘樓之一的黑暗角落里，發現墻上有這樣一個手刻的詞——ΑΝΑΓΚΗ（命運）……這樣，雕鑿在圣母院陰暗鐘樓的神秘字跡，它不勝憂傷加以概括的、尚不為人所知的命運，今日都已蕩然無存，空余本書作者在此緬懷若絕。在墻上寫這個詞的人，幾百年以前已從塵世消逝；就是那個詞，也已從主教堂墻壁上消逝，甚至這座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將從地面上消逝。”在雨果這位被網評“放在今天，肯定是HBO王牌殺手”的作家筆下，巴黎圣母院與“命運”這一關鍵詞，都被涂上了一層多少世紀以來風化所形成的深暗顏色，“把那些古老紀念物經歷的悠悠歲月變成其光彩照人的年華”。
　　
　　巴黎圣母院“光彩照人的年華”始于850多年前。再向前追溯，它原是羅馬人祭祀的神廟。公元5世紀，這里曾建起圣特埃努教堂，6世紀時又成為一座羅馬式教堂。到了12世紀路易七世時期，原有的羅馬式教堂已經破敗，1160年被選為巴黎主教的莫里斯·德·蘇利發起教堂重建計劃。1163年教堂奠基，標志著這座法國哥特式建筑代表作的創建，而這也是建筑師與中世紀苦力們勞作近兩個世紀的開始——這座教堂于1345年全部建成，當然，它在歐洲教堂興建的“拖延癥”中，只能算是輕度病患。
　　
　　火中的巴黎圣母院，在世人眼中，是“燃燒的歷史”——1239年，圣路易國王將荊棘冠冕放在此地；1430年，英王亨利四世在這里加冕；1455年，舉行貞德平反儀式，在院內豎立貞德雕像，“圣女貞德”之名由此流傳；1708年，路易十四修改祭壇；1804年12月2日，拿破侖在這里加冕……巴黎圣母院的“命運”，也就從那個時期開始更加跌宕起伏：法國大革命時期，教堂的大部分財寶都被破壞或者掠奪，里面處處可見被移位的雕刻品和被砍了頭的塑像。之后教堂改為“理性圣殿”和儲存葡萄酒的倉庫，直到拿破侖執政，才將其恢復宗教之用。
　　
　　這之后，圣母院的修復也有雨果的推動——他的名著于1831年出版，引發巨大反響，很多人因此希望重修殘舊的圣母院。1844年至1867年，歷史學家兼建筑師奧萊·勒·迪克主持，拉素斯和維優雷·勒·杜克負責全面整修教堂，重現了建筑久違的光彩，才構成了之后一百余年巴黎圣母院的主體面貌。巴黎公社時期，又有狂人意圖縱火焚燒巴黎圣母院，好在大火被及時撲滅，圣母院的主體建筑得以保存。有人說，從18世紀到19世紀，巴黎圣母院的歷史，成為革命與復辟間的隱喻。這座建筑從一開始就無法純粹，君主的賞賜、教徒的歌頌、革命者的洗劫，使它成為一個濃郁的政治符號，微縮了法蘭西民族的血與鐵。
　　
　　進入20世紀，巴黎圣母院并未在歷史中退場，或者只淪為一處風景名勝。它集合了文學與藝術的訴說、歷史與建筑的迭代，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意義符號。
　　
　　1944年8月26日的巴黎解放紀念典禮、1945年宣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贊美詩、1970年11月12日的戴高樂國葬儀式，以及1980年5月31日保羅二世的祈禱晚會都在這里舉行。哪怕在浴火之時，天主教徒也在其中做晚間彌撒，準備慶祝復活節圣周。
　　
　　2023年4月15日，圣母院橫遭此禍的原因，看似很簡單：電線短路，火苗躥上了木質屋頂。就如同《紐約時報》的評論：“巴黎圣母院大火沒有造成人員死亡，但代表了另一種不同的災難，具有同樣的創傷，但更多的是與其美麗、精神和象征意義相關。”千百年來，多少人類歷史與文明的遺存都會因為許多簡簡單單的原因，而輕易地從這個世界中消失——人們總會惋惜和遺憾于文明的消逝，喧囂吵鬧一陣，又將之遺忘，照樣輕松前行，直到下一次災禍來臨，反反復復，了無終結——相信巴黎圣母院并不會是最后一例。而付出代價的，最終只能是人類全體。這真是美麗而悲哀的故事：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而真正奇妙的是，也正是這些代價與記憶，才共同構成了人類的歷史。“教堂不像神廟，并沒有為自己保留一個舉行秘密祭祀的密室，以阻止人們闖進去褻瀆神靈。在教堂里，祭禮是采取表明人與神交的圣事這一具體形式的。這種人與上帝的交往，可以說是平等的，是在上帝與人分享的屋頂下進行：上帝在用四壁圍起的陰影里傾聽人的訴說，人在有頂的十字路口同上帝約會。教堂里的一切安排，都是為了使這一交往得以自由地、深入地、親切地舉行，而再無其他目的。”奧古斯特·羅丹曾這樣講述教堂的意義。大教堂這樣往昔的宗教場所，如今已經轉變為文化的公共空間，它們富含文化信息，體現傳統習俗，代表城市性格，關乎人們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當歷史、記憶、文化與建筑的世代沿革和變遷相互交織，才最終共同筑就了人類文化悠久而強韌的精神堡壘。
　　
　　由是觀之，巴黎圣母院已經不是建筑本身，而是一種文化和一段歷史的代名詞；石頭的建筑終將分崩離析，而文化與歷史卻有可能在被記憶與被講述中一代代相傳，經日月而彌遠。就像小說《風之影》中，努麗亞·蒙弗特向主人公達涅爾訴說：“只要還有人記得我們，我們就會繼續活著。”——我們會忘記那個敲著加入了金銀而使得鐘聲全城可聞的大鐘的卡西莫多嗎？
　　
　　不會。
　　
　　我們對巴黎圣母院的情感，似乎也同理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