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最難的不是技術-人與社會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許多細節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動我終生難忘。一個十多歲的男孩剛剛經歷了母親病故的重創，跟著父親在北京靠賣晚報謀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堅持了整整一個月，實在扛不住了，才被父親送到醫院。入院時，父親身上僅有200元錢。這是他們父子進報紙的錢，是謀生的最后一點兒本錢。
　　
　　很快，我們診斷出男孩患的是重癥——吉蘭·巴雷綜合征，要靠呼吸機才能維持生命。這時，錢成為最大的問題。最后，這位父親讓老鄉幫忙守著兒子，然后滿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錢。三天兩夜后，他帶著1。2萬元回來了——他借遍了全村。可這三天兩夜花掉的醫藥費，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數。
　　
　　兩天后的一個清晨，一輛破三輪車停在了搶救室門口。我走進病房，看到男孩的父親已經收拾好了。“我們已經沒錢治了，謝謝你們的好心！趁孩子還有口氣，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跟我告別。在急診科，這樣的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
　　
　　我站在那兒，看著他把男孩的氣管插管拔出來，看著男孩的氧合從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內心在激烈地交戰：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著自己的左上臂，卻一點兒都不覺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親的眼淚、男孩的眼淚……
　　
　　過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長的30秒，我小聲說了一句：“插管！”話音未落，啪的一聲，身后馬上遞過來一個喉鏡。原來，護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時，就等著我糾結之后的這聲命令。
　　
　　兩周后，男孩脫離了危險。出院時，父子倆跟醫院簽了一份長達30年的還款協議，每月還200元。即便這樣，他們還是經常還不上。
　　
　　男孩出院后，經常會在晚上溜到我們分診臺前，扔下兩份當天的晚報，轉身就跑。每次他來，為了他的自尊，我總是假裝沒有看見他。當他轉身飛跑出去時，我就會很享受地看著他的背影。
　　
　　這時候，我心底最柔軟的部分被觸動了。我做急診醫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這種無可比擬的幸福體驗相比，那些都不足掛齒。我感謝上蒼給了我如此至真至善的職業，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間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經常問自己：即便中國醫生的職業環境近乎殘酷，我們會輕易放棄最初的夢想嗎？
　　
　　還有一個故事發生在兩年前。那天，我上急診監護室的二線班，一位32歲的女病人，突發急性重癥胰腺炎，病情非常嚴重，入院時還發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病人的父親談病情時，我告訴他住院至少需要1萬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說：“錢正在路上呢。今天急診的治療搶救費能不能先欠著？”中午時分，總算盼到了送錢的人——幾經輾轉，只借到3000元。交不上錢，病房也“收不了”。我坐到病人床邊，一邊緊張地觀察病情，一邊等著再去“找錢”的人。
　　
　　接近下午5點，病人家屬滿頭大汗地拿來1萬元，她父親問：“夠不夠？”“肯定不夠。”“那還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會超過10萬元，而且……”我說得小心翼翼，雖然明知這些話會讓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說。末了，還要加一句“可能人財兩空”。
　　
　　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沒有催促他。在狹小的辦公室里，我們面對面坐著。老人強忍的眼淚還是落了下來，滿臉的滄桑使得淚珠拐了幾個彎兒，才終于匯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著：“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早早就走了，我拉扯大他們姐弟。兒子去年結婚，我借錢給他蓋房，欠了一身的債。這，我再跟誰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這位父親終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過來，干裂的嘴唇一張一合，半晌才出聲：“我們不治了，我們回家。”這話并不讓我覺得意外，但我真切地感覺到了心的刺痛。后來，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我看見她在哭，無聲地哭……
　　
　　她有一個動作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她使勁抓住病床的欄桿不撒手。我知道，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愿望。
　　
　　像她這樣的年齡是不該被放棄的，這是無奈的放棄。如果你不能理解“無奈”二字，就看看那位父親的眼睛吧。倏忽間，這“無奈”二字就狠狠刻在你的心頭了。
　　
　　通常情況下，令我揪心的不僅是那些病重的人，更是像這位可憐的父親表現出來的那種難以遮蓋的自責。我想對他說：“老人家，這不是您的錯，不是！”那么，這是誰的錯呢？誰該承擔這份苦難、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說，如果這位父親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堅持接受治療并最終人財兩空，他會不會遷怒于醫護人員呢？會不會咒罵我們醫生賺了“黑心錢”呢？
　　
　　面對這樣的場景，醫生心底那異常激烈的沖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我只想說，誰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簡單評判對錯。當下我們各行各業呈現出的某些亂象，或許只是社會轉型時的一種必然經歷。在種種沖突、困擾之中，我們都應該相信，絕大多數醫生仍在竭力堅守著純凈的信仰和神圣的職業精神。
　　
　　對臨床醫生而言，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