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含義是榜樣-世間感動

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那時我父親鄭洪升是解放軍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的哲學教員。我父親只上過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將當教員的職業(yè)持續(xù)下去，需要刻苦自學。從我出生起，見到最多的場面，是父親趴在桌子上看書寫字，父親是抱著一歲的兒子鄭淵潔看完《資本論》的。我家收藏至今的那本《資本論》第955頁右側空白處的鉛筆道兒，就是我的“眉批”。由此，我從小就對看書和寫字產(chǎn)生了崇拜心理。
　　
　　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如果我“犯了事”，父親“懲罰”我的方式永遠是寫檢查。我讀到小學四年級時，遭遇“文革”，自此中斷學業(yè)，跟隨父親到河南農(nóng)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學校，我因為將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早起的鳥有蟲子吃》改寫為《早起的蟲子被鳥吃》，被老師開除。我在家寫好檢查等待父親從農(nóng)田回來，他一進家門，臉色很不好看，明顯是獲悉了我被開除的信息。
　　
　　我將檢查呈上———那篇檢查我下了功夫，寫成了小說。父親看著看著，臉上就陰轉晴了。我離開學校后，父親在家教我，他給我上的第一節(jié)課，是讓我背《共產(chǎn)黨宣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為父親后，繼承了父親家教的衣缽。對于孩子，只做不說。換句話說：閉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給孩子看。作為父親，對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兒子鄭亞旗兩歲時，我開始一個人寫《童話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個人堅持寫一本月刊幾十年，很大程度是為了演示給兒子看：父親靠一支筆，讓家庭豐衣足食。我以為，父親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鄭亞旗從18歲生日那天起，我沒再給過他一分錢。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報社，靠籌建和維護網(wǎng)站以及維修電腦掙工資養(yǎng)活自己。三年后，已經(jīng)是該報社技術部主任的他辭職，創(chuàng)辦《皮皮魯》雜志，運作我參加各種電視節(jié)目，籌辦由我主持的脫口秀《鄭氏胡說》，以培訓我的口才，將我打造成教師以及將我的所有作品命名為《皮皮魯總動員》后交給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和創(chuàng)辦皮皮魯講堂。他18歲后做的以上這些事，除了在報社的三年外，都屬于通過將我的資源擴大延伸體現(xiàn)他的價值。
　　
　　前些天，鄭亞旗給我打電話說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碩大的攝影棚，他問我愿不愿意去照幾張相。近一兩年我有時見到他背著各種照相機，我以為只是玩玩。最近看到他的博客以攝影為主要內(nèi)容，我有點兒感到意外，得知他建造了攝影棚，我才知道他又另起爐灶了。
　　
　　我去他的攝影棚看了，各種專業(yè)攝影設施一應俱全，攝影棚大到能開進去幾輛汽車，還有小型電影院。到鄭亞旗攝影棚照相的人絡繹不絕，需要提前一個月預約。在他的攝影棚，鄭亞旗給我照了幾張相。置身于和我一點兒關系都沒有的另類“爐灶”中，我的感覺很是奇特。
　　
　　我的父親不是作家。我不是攝影師。為人父的榜樣作用不是鼓勵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繼承中變革。我不知道我的孫輩會從事什么職業(yè)，但我相信從小目睹父親鄭亞旗身教的他（她），會敬業(yè)和自食其力，因為我們一脈相承。